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不一样之[重逢]
师 生 重 逢
我当过兵，在上海参训过多期非洲海军学员，也曾两次随中国海军专家组在非洲度过数年光阴。
转业到地方后，我被公司派到几内亚，再次来到了非洲。
尽管非洲我並不陌生，但几内亚却是第一次来。不过几内亚海军里有我很多当年的学员，算是虽远有故知。一到科纳克里我就想见见他们。
记得当年在上海时，有一位叫马米的学员，足球踢得很溜，颇有大将风度，是几内亚海军足球队主力，性格开朗活泼，和谁都熟，是大家公认的“小领袖”。找到了他，也就不难见到其他学员。于是决定先到港口找马米。
科纳克里港是军民两用，入口处又是保安，又是警察，还有宪兵，戒备森严。初来乍到，我还没来得及办港口通行证，跟门卫好说歹说就是不放行。
正一筹莫展，忽见过来一年轻的几内亚海军士兵，就过去跟他搭讪说，我想去海军码头找马米，但无证进不去。小伙子怔了一下，我立马解释说，我是马米他们在中国学习时的老师。小伙子心领神会，马上跟把门的说，他是我们的中国老师。于是我就堂而皇之地跟着他来到了几内亚海军码头。
执勤哨兵指着码头跟我说，马米正在那艘苏联炮艇上干活呢，示意我稍等，他去通知。
我很纳闷，他怎么会在苏联炮艇上呢？我正琢磨着，只见马米急冲冲跑了过来，他一眼就认出了站在码头上的我。他兴奋地大喊一声老师，马上就紧紧抱住了我，按几内亚的风俗，在我的左右两颊各碰了三下。随后，他指了指海面，哽咽着轻声对我说：“老师，您看，我们都是败家子，中国给我们的炮艇坏的坏，沉的沉，一艘都不剩了。我们真怀念在中国学习的日子。那几艘炮艇是连接几内亚和中国的纽带，现在炮艇没了，纽带断了，我们重返中国学习进修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说完他抹了一下眼，就去招呼其他在中国学习过的学员了。
我朝港湾看了看，有几艘法国及原苏联的小艇泊在那里。
我们曾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勒紧裤带，无偿地援助了他们数艘炮艇，又无私地为他们培训了成建制的艇员，我多想在大西洋之滨看到我们祖国送来的舰艇。然而，中国培训的学员还在，炮艇一艘也没了。
我望着风平浪静的几内亚湾，怅然若失。
一声“老师，您好”的汉语问候打断了我的沉思，回头一看，身后站着十来个几内亚海军官兵，他们个个面带灿若阳光的笑容。随后，一个个都按几内亚方式热情地拥抱了我。他们围着我，急切地询问有关中国的一切，当然问得最多的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上海。我向他们展示了印有上海新貌的挂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声赞叹：“变化这么大，真是不可思议！”
看到这些昔日的几内亚上海学员在为中国，为上海的巨大变化由衷地跳跃欢呼，我内心深处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艇没了，友谊仍在，那点小小的伤感又化作了师生重逢的愉快。
打这以后，但凡去港口办事，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去军用码头看望一下。因为次数多了，港口把门的都认得了我，只要一出现在入口处，他们便会手一挥笑着说：“中国老师请进。”
我住在科纳克里达乌亚街区的经参处大院。六七十年代这里曾是中国援几人员的大本营，占地面积相当大。院里到处是枝繁叶茂的芒果树，成排成排的苏制木板屋就坐落在浓浓的树阴下。鼎盛时期这里住有好几百中国专家，水电组、农业组、军事组、医疗队……，热闹非凡。围墙周边的居民就称其为“中国大院”。
这些几内亚海军学员，也时不时在下班后穿着便衣来“中国大院”看我。其中马米和卡马拉来的次数最多。
卡马拉和马米既是老乡又是挚友，他们俩同时从几内亚东北方古城康康入伍海军，又同时来到中国上海受训，且同时分在机电班。而我则是机电专业的译员，从课堂到船舱我们朝夕相处了几乎一年。
他俩一来，我们便坐在木屋前的芒果树下促膝谈心，我给他们讲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他俩则向我倾诉他们这些年来的喜怒哀乐。
卡马拉身高一米九几，练过柔道，身强体壮，性格刚烈，富有正义感，对中国怀有特别的感情。
有次，我和他在海军码头旁谈点事，一辆小车一路鸣着喇叭从我身旁快速驶过，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卡马拉见状火冒三丈，马上打手势让车停下。他把开车的小子从车里拎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说，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知道他是谁？他是我的中国老师，如果你伤害了他一根毫毛，我就把你的车砸扁，把你揍烂！
开车的司机一臉茫然，偷偷抬起头瞥了我一眼，又看看卡马拉，点点头，嘟哝了一句对不起，悻悻然开车走了。
在几内亚大选公布结果的前一天，马米匆匆来到大院嘱咐我，选举结果公布当天千万别上街，就待在大院里。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尤其得胜方会朝天开枪以示庆祝，挺危险的。交代完又匆匆离开，说是到码头执勤去了。
我感受到了温暖，在远离祖国的西非海岸。
购 车 风 波
一天下午，卡马拉和马米又来大院看我。他俩来时我一个人正坐在芒果树下为买车的事窝火。
卡马拉看出了我的不快，轻轻地问我：“老师，您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俩讲吗？” 我抬头朝他俩望了望，语气平和地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车行老板事先说得很清楚，有备胎，有随车工具。可车取到手一查验，什么都没有。我交涉了几次也没用。其实这些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只是觉得有点窝囊。卡马拉听完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车是在什么地方买的？”我说就是在港口二手车市场。随后关于车的话题就此打住，没有再继续下去。
我们很愉快地聊起了别的事情，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回忆当年他们在上海的受训生活。讲起中国，卡马拉的两眼就放光，并动情地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是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我这个非洲农村孩子培养成了一名合格的机电兵。
第二天去港口办事，入口处的一位宪兵让我跟他去港口宪兵队。路上，我心里就犯嘀咕，宪兵队找我干吗？
进了宪兵队，一位当官的问我：“您就是从中国来的胡先生？” 我点点头。他接着说：“早上有个海军来这儿报案，说他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国老师被一位二手车老板骗了，让我们出面解决一下。”我心想这种事用得着搬动宪兵队吗？觉得有点儿小题大做。虽心里这么想，可嘴上还是简单地把来龙去脉说了一下。他认真地作了笔录并对我说：“我们知道这个老板住哪，待会儿您的那个学生带几个上海同学过来，我们一块儿去找那个家伙谈谈。”
不一会儿，卡马拉领着其他几位学员来了。没想到，几个宪兵端着枪坐着他们自己的敞蓬吉普，鸣着警笛在前面开路，让我开着面包车拉着我的海军学员紧随其后，“声势浩大地”去找那位二手车老板了。沿途的行人赶快往两边闪，眼中流露出惊诧的目光，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车队在迷宫般的居民区里七拐八拐好一个转悠，终于停在了一座两层小楼前。背着枪，拿着警棍的宪兵及几个海军大兵呼拉拉一下子跑到了门前。屋里有几个伙计模样的人见此状都惊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个胖得有点臃肿的女人从楼上踩着梯子吱嘎吱嘎地下来，故作镇静地说她的先生不在，有什么事可以跟她说。卡马拉跟我耳语: “那个家伙就躲在楼上。”我也这么认为，但又不能上楼去搜查，就建议回去算了。
卡马拉把我的意思跟宪兵们讲了。宪兵们互相沟通了一下，随后很严肃地交给她一张传票，让她丈夫一回来就到港口宪兵队去，并强调故意不去的后果。于是乎我们又“声势浩大地”返回了港口。
如此热闹一番后，我也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早就忘后脑勺了。
几天后又去港口办事，在入口处一值班宪兵跟我说，快去宪兵队吧，等你好几天了。
我到了宪兵队。宪兵队的头头儿见到我显得很高兴，笑嘻嘻地跟我说：“那个家伙把您的东西给送来了。您的那几个海军学员真不错，尤其是卡马拉和马米，他们每天都要来打听问题解决了没有。可那个家伙油滑得很，一直未露面。卡马拉硬拽着我们又去他家一趟，那家伙见我们如此认真，估计是赖不掉了，再说二手车市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除非他人间蒸发，再也不来卖车了。”说完就让手下人从里屋把东西搬出来。我一看就乐了，备胎是新的，肯定是现买的。至于那个千斤顶，包装盒上清清楚楚地标着Made in China。估计那个车行老板压根儿也没想到宪兵队会如此为一个中国人较真，只好履约免灾。
我向宪兵队的头头儿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当然也没忘记奖励他们一下。当然，这奖励的代价足可以买来一只备胎和那几件随车工具。但是意义是不一样的，至少给那家伙上了一堂生动的“诚信守约课”。
后来碰到卡马拉时，我向他表示了谢意。他说：“不用谢，我们能有今天，全是当时中国无私援助的结果。您是我们的老师，从中国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别的忙我们帮不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保护您不受委屈不被欺负。”
有天，马米一个人来看我，我问卡马拉呢？他两手托腮，眼神呆滞地盯着地面，半天无语，最后喃喃地说，他得了黄热病，没挺住，永远离开了我们。最后时刻他跟我说，以后你一个人去看老师了，代我问好，照看好，别让老师受欺负。
听到此话，我一阵心酸，泪珠噙在眼里……
马米的囧途
卡马拉病逝后，马米好几次力邀我上他家坐坐，盛情难却，于是决定抽空到他家看看。
我手拿着马米画在纸上的他家的位置图，让计程车把我送到大概位置，然后一路打听着找下去，因为非洲城市是没有门牌号码的。
这是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街区，铁皮瓦楞顶平房杂乱无序，道路曲折拐弯，坑坑洼洼，既无下水道，又无行道树，车辆过后，扬起一阵红尘。
一群赤足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路上开心地追逐着一只破皮球。有的男人在门前阴影处铺块塑料布，躺在上面心不在焉地听着收音机，有的女人双手捧着腮坐在门前的凳子上眼神呆滞地看着街景。
我向一位摆小摊的妇女打听马米住哪儿，她反问：“哪个马米？我们这儿有好几个叫马米的。”我说他是个海军。她露出满嘴的白牙笑了，手一指说：“啊，海军马米，他住那边，有一小红铁门的便是。”于是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找到了小红铁门。
我刚要敲门，只见马米从另一头跑了过来。他气喘嘘嘘地说：“我去那头接您了，跑两岔了，真不好意思，没门牌号码，这就是非洲。”
我跟在他身后进了院子。院子很小，却有棵芒果树，其不大但很密实的树冠似把大伞罩住了整个小院。
马米让我进了屋子，里面暗暗的，因为除了门没有窗户，真不知平时是怎么通风的。马米开了电灯和电风扇。这下可看清楚了，房间很小，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却收拾得很干净。
我们坐在椅子上聊着天，电风扇呼呼地转着，可我却仍然热得浑身冒汗。突然，灯灭扇停，我们陷入黑暗之中。“停电了，每天不知要停多少次，真烦人，我们到院子里坐吧，”马米尴尬地建议。
其实坐在院子的芒果树下要比屋里凉爽得多。
我们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小红铁门吱嘎一声被推开了，一女子从外面送来两瓶可乐。马米跟她说：“你表现好了，我娶你当我的第二个老婆。”这女子回答：“你就是一张嘴，这话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才不信呢。”说完就扭着屁股出去了。我问马米当真要娶她做第二个老婆？马米乐了，笑着回答：“哪里哪里，我这是在和她开玩笑。”
随后他起身去屋里拿来一本相册，里面全是他在中国培训时的照片。他指着泛黄的照片，满怀深情地跟我说，这是北京天安门，这是韶山，这是广州黄埔军校。那张上海的毕业合影他看的时间最长，好像在找什么。
突然他指着照片跟我说，您看，这是老师您，后面肩并肩站着的是我和卡马拉。
说完，他叹了口气，轻轻地叙述着：“卡马拉走后，我一直很难过很郁闷。我们俩来自康康的同一个部落的同一个村子，出身贫寒卑微。记得小时侯，部落酋长有数十甚至上百个老婆，老婆是财富的象征。老婆多孩子就多。这些孩子很霸道，常常无故打我，以此为乐。而我得机会撒腿就跑，久而久之，我跑得很快。有时跑不掉了，被他们抓住，卡马拉就挺身而出护着我，他个儿高块头大，一般孩子不敢惹他。我们俩一块儿上的小学中学，一块儿入伍当了海军，又一块儿去中国上海培训。在我人生最至暗的时刻，他也没有抛弃过我。”
“最至暗时刻？”我不解地重复了一下。“是的。在中国上海接受培训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荣光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回来后的生活虽艰辛，但充满希望。1991年的苏联解体，像多米诺骨牌也波及到了几内亚。杜尔总统一手打造的非洲式社会主义体系被推翻，国家陷入混乱，部族争斗，经济崩溃。我遭人诬陷，说是搞部族小帮派，图谋不轨，被抓进监狱。毒打、逼供、挨饿，那几年的日子不堪回首。在卡马拉及一帮朋友的不懈努力下，最终被无罪释放，重回海军。没有道歉，没有补偿。就这么不了了之，我心有不甘。”
我对马米的遭遇充满同情，又无能为力。只能劝他忘掉这段令人不快的经历，乐观活着就是胜利。他点点头，似乎接受了我的观点。
接着他又说： “您没看我现在是一个人过吗？我的家庭也因这次无妄之灾而毁了。部族矛盾是非洲的痼疾，我们几内亚也不例外。我离开家乡康康，当兵来到科纳克里。娶了个当地苏苏族女子为妻。当时两边亲属都不乐意，但我未与理睬。婚后，我们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斗斗嘴，並无大的龃龉。我落难时，老婆那边看我这个马林凯女婿就更不顺眼了，整天风言冷语，旁敲侧击。而我的家人则说你怎么这么没骨气，非得和这个苏苏女人在一起，难道我们马林凯族就没有你瞧得上的女人？两头受气，烦得要命，我只好离婚了事。”
“还打算再婚吗？”我问。
“提亲的人不少，我不急，一个人也挺自在。反正我不会再要苏苏族女人做老婆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就指着他院内的芒果树说：“哪里都有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你们马林凯人就好比这棵芒果树，你能保证所结的所有果实都一样大小，一样香甜可口？”他噗呲笑了。
我问他和前妻有几个孩子，他说六个，全留给了她，以后结了婚再生他几个。
我说已经六个了，还要生，那不是太多了，怎么养得起？
他说我们几内亚地广人稀，气候又好，有口吃的就能活。
我说那能这样不负责任，要抚养、教育、就业、事情多着呢。
他说没想那么多，再说家里其他兄弟姊妹看你孩子少，马上就会把他们的孩子送过来让我养了，这是我们非洲的习俗，那还不如我自己多生几个呢。
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我感到无语。
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马米一直把我送到路口并拦了一辆计程车，俯身用土语跟司机讲了一通，估计是告诉他把我送到什么地方。随后迅速付给司机车资，一挥手让车开走了，等我反应过来，车已驶出好远。
司机回过头来跟我说：“先生，知道吗，在我们几内亚只有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才会抢着替他付车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