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在此，千真万实。这和下边的“丰周瓢饮”陂陀石一样，都不容忽视。
冠山石室，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的陈王曹植一定来过，否则他写不出《苦思行》那样的诗，你看：
绿萝缘玉树，光曜粲相晖。
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
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
郁郁西岳巅，石室青葱与天连。
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
策杖从吾游，教我要忘言。
曹植，字子建。曹操、曹丕与曹植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合称“三曹”，曹魏曾封其为陈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曹植散文也有卓越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石室，不同于山洞。几乎就是古代的密码箱保险柜。而冠山石室，在世界上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宝贝，是伴随中华五千年文明启蒙发祥阶段的重要见证，弥足珍贵。曹植有写《七步诗》的敏才，当然，他作为陈王，也能敏锐地捕捉到石室的存在。而西岳、石室、隐士，这几乎就是冠山标配，从古自今，无一例外。
当然，元朝的大诗人虞集肯定也来过冠山，离开的时候，还写了一首《七律·赠道士》留了下来：
神室谁开自洞微，紫烟为户玉为扉。
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虚明脉望飞。
绕指风雷龙睡醒，满囊云锦虎驮归。
犹嫌长物烦闻见，更上高台一振衣。
面对石室，虞集干脆称之为“神室”，而且告诉我们石室的门都是玉石做的。虞集是元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南人名臣，是有元一朝之文宗，元中后期朝廷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在议政、教育以及论文、释经等方面，也皆有独到之处。在诗歌方面，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称为“元诗四大家”，并被时人推为四家之首。虞集与冠山还有不解之缘，他为吕思诚写过《冠山书院记》，碑石原在冠山上书院。
但遗憾的是找不到了。不仅石碑不见了，而且你就是翻遍《虞集全集》，也找不到这篇对冠山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非常奇怪，虞集写了四十余篇与全国各地书院有关的文章，唯独丢了冠山书院这一篇，蹊跷至极。我怀疑孙裕的“冠山之秀，文峰之祖”一语，就出自虞集之文。吕思诚逝世后，虞集给撰写了《元左丞吕思诚墓碑》文。
倒是冠山槐音书院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副楹联，也许能让我们的思绪更广阔一些：东壁图书储汉魏，西园翰墨染梁栋。这“东壁”是指玄武七宿之一，《晋书·天文志》载：“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而“西园”是汉代“上林苑”的别称，也是储藏翰墨文章的场所。槐音书院这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敢将自己的东厢房由“东壁”星辉映，将自己的西厢房与“上林苑”自居，整个一个文曲星笼罩，翰墨书香四溢，这样的底蕴和气魄，就是以培育栋梁之才为己任。这槐音书院的楹联口气之大，底气何来？
面对冠山石室，我倒是忽然想起一个成语来：石室金匮，那是古代国家收藏重要文献的地方。《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言外之意，这不起眼的石室，在古代可是“国家藏书之处”，这可不得了！
同样还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一次提到：“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看来，这石室金匮，确实都是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把石室看成是古代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一点也不为过。
况且司马迁本就是晋国人，其祖上也一直在中山国一带活动。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可见其宗族远祖最早就在从周朝来到晋国任职的。到司马迁父亲的时候，“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晋阳城，一直在今天的娘子关，就是唐叔虞初封之唐，说明仍然是在娘子关晋阳城学习。晋国这片古老的沃土，一直滋养着司马家族，直到司马迁时代。
司马迁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大禹治水的主战场就在今天的乱流村一带。辟梁山，凿龙门，有开河寺佐证，这里才是中国正宗的龙门所在地。无论是隋朝才有的河南洛阳龙门，还是五代汉才有的山西河津龙门，都不可与开河寺龙门同日而语。即使现在把司马迁的祖籍划归到了陕西韩城，而且那里还有规模宏大的司马迁祠，都不能改变司马迁祖籍是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乱流村开河寺龙门的事实。
司马迁父亲一辈子著史，最大的遗憾就是“留滞周南”而没有见证汉朝在陕西长安的立国盛典。临终之际，还谆谆教诲司马迁：“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
太史公死后三年，28岁的司马迁终于成了太史令，继续其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即使后来遭受宫刑，也没有改变他完成被后人赞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巨著。完成《史记》之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和处理自己的作品：“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把副本留在了京师长安，而把正本藏在了名山。能藏在哪里呢？不得而知。倒是他的老家名山，冠山上有石室，那可是古代最正宗的“国家藏书之处”，藏在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司马迁生前，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报任安书》里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因言获罪，遭受宫刑，羞辱至极，连死的心都有，但是，这《史记》还没有写完，不能半途而废。所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是忍辱著史，才完成了这部巨著。
《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焚毁，就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将《史记》藏到名山之中，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让《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书也不可能禁得彻底。《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史记》得以广泛流传，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杨恽，是西汉时期大臣，丞相杨敞之子，也是司马迁的外孙。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侏儒。”司马迁死后，家人把一部《史记》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司马迁有两个外孙，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
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外祖父这部尘封了二十年的巨著，公之于世，重见天日。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二十年的尘封，也许真的就是在冠山石室里保存着。自古以来，冠山乃“藏之名山”啊！
《穆天子传》载：“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释说，这策府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迁祖祖辈辈为太史，他当然知道藏之名山、藏之密室的奥秘所在，非如此，不足以太史令名之。司马迁让从小在冠山脚下长大的女儿司马英把自己的《史记》正本藏在了冠山石室，我感觉真有这个可能！你以为呢？
冠山隐士一句“教我要忘言”，事实上陈王曹植并没有当回事，不知道他后来写《七步诗》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这处世之道。反正恃才傲物的杨恽，是真没有“忘言”。杨恽最终因言获罪，被腰斩之后，朝廷将杨恽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又遣返回龙门脚下。至此，这个伟大的司马氏太史家族消失在了迷茫岁月长河之中，再无声息。
问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大家是谁培养的？又是在什么学校启蒙的呢？他是晋国龙门人，当然是上名校，拜名师，读冠山书院啊！问题是那时候哪有什么冠山书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