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天你还活着，你想去干嘛？”王庆春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躺在对面的我问道。
“你呢？”我没回答他，反问了回去。
“抢钱，然后去找我儿子，先把住院费交了。”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整间牢房的人都睡了，门口站岗的狱警也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上面打起了瞌睡，静悄悄的，所有人都被夜吞噬了。这间牢房关了七个人，其中我和老王的关系最好，但我们的性质不一样，我是盗窃，他是贩毒和杀人。
刚进来的时候，我问过他为什么碰这种生意，他说的很平淡，又饱含力量。“我儿子得了白血病，需要骨髓，要是你，你救不救？”。
“那为啥杀人？”我看着他。
“他妈的那王八蛋要我儿子的命，说好的百分之五只给我百分之二，他扣我儿子救命钱。”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红红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面前这个男人，就走到厕所撕下两块卫生纸递给他，老王抬头看我一眼接了过去，揉了揉眼，道了声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奇妙，拉近距离往往只需要一次面对面的谈心，我和他就是这么好上的。
明天是老王二审开庭的日子，也许他无法面对第二天的未知，所以才问了我那个问题，可我们都知道，他走的量太大，不管上诉几次结果都不会改变。但是他说：“我要是没有盼头，她娘俩就完了，我儿子还在医院等着我呐。”
我不理解他盲目追寻的意义，没必要的坚持换来的也只有生活对你的蹉跎，我那时在想，浑浑噩噩的活着，不好么？
一夜就这么过去了，所有人在这里的一切活动都要按时间表进行，住了两个月，就都慢慢养成了生物钟。我醒的早，就看见老王坐在床上发呆，眼球上都是血丝。他感觉到我醒了，勉强冲我挤出了一个微笑。
“紧张了吧？”我小声问他。其他人还没睡醒，有一个还在打呼噜。
“没有，马上就能见着孩子妈了，我不知道咋面对她。”他把头转了回去，眼睛盯着地面的拖鞋。“我希望她改嫁，是我拖（累）了她。”。
我俩谁都没有再说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语言的鼓励吧。做一个沉默的参与者，安静地陪着他就够了，我这样想。
过了一会儿起床号响了，我收拾好内务以后，发现老王已经被狱警带走了。上午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完成，我们被安排回房午睡，我看着他的床，心里不知道该心疼他，还是该骂他傻逼。
在我的思想斗争中，我看见了老王和他儿子在市场买菜，对面卖菜的小伙子也和他们讨价还价，小王看见了我，张口叫我陈叔，我笑着看了他一眼。
梦里的老王反而专注于眼前的蔬菜，又转头看着儿子忽然说了一句：我可能再也抱不到他了。
按理说他中午就该回来，可再见他已经是晚上。他对我说，判决结果没变，但他的表情也看不出有多失落，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犯得罪有多重。《刑法》规定，二百克以上就可以判死刑，老王运的量足够法官判他九回无期。
死刑，立即执行。
我出狱的那天他笑着告诉我，别说再见，再见我的地方无论是哪，你都不愿意去。我对他说他，嫂子和孩子有我呢，你放心。他笑了，我能感觉得出来，那笑是心里漾出来的。
出来后家里托了关系，我进了一家化工厂做保安，年末的时候我抽空去看了嫂子。她一个人住在城中村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插间里，似乎没意识到我会这个时候来，匆忙地翻着抽屉，没有找到茶叶，就回身去屋子外面给我烧了壶水，一杯白开水放在了我身边的凳子上。
喝完水我提出来要去看看孩子，她很高兴地就答应了。这个地方住的大多都是来看病的，这样的插间二百一个月，索性离医院不远，我们就直接走了过去。
在楼下的水果摊买了水果，她却死活不让我掏钱，我执意要付她才作罢。提着水果到了病房前，嫂子快走两步，慢慢伸手推开了门。
经过的护士对我们说，刚刚白细胞检查，如果有适配的骨髓进行移植，好转的希望很大，孩子也很乖，吃完饭就睡着了。我看着病床床上的孩子，问她手里的钱还够撑多久，她说，一个星期。
临走前我交给护士一万五千块钱，那是我下半年当保安赚的所有工资，我告诉护士，如果不够就给我打电话，护士点头答应了。
再接到嫂子的电话，说话的却不是她，是警察。对方说，孩子大人全没了，煤气中毒。我打车到了公安局，他们告诉我，我给医院交的钱不到一个礼拜就用完了，孩子妈交不起住院费，主动把孩子抱走的。警察看了现场，排除了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是大人故意放的煤气还是煤气泄露，谁也说不准。
两个月后，老王被注射死亡。行刑的前一天我以家属的身份去看了他，对他说：“娘俩一切都好，放心吧。”
他笑了，和我出狱前向他保证照顾他的家人时一样，那笑容是从心里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