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杂乱感想，主要说的是作品内在的“文化”意蕴。其实，余秋雨的语言风格，颇有特色，很值得评说。简言之，他很讲究遣词造句，在润色推敲上，花去很多心思。
《文化苦旅》中的《五城记》，有一节写的是南京。“南京城的气魄，无与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藤葛拂拂，明故宫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钟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以上几句，一眼就能看出他在文字上，的确煞费苦心，在惨淡经营。
所以有人对此持有微词，认为有雕琢堆砌之嫌。“浓妆淡抹总相宜”。“抹”千万要记住分寸，不可显露痕迹，“抹”成粉饰。“露”，“粉饰”，应该是行文的一忌，要小心。
由此我就联想到贾平凹。他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余秋雨有点背道而驰。如果说余秋雨的是“浓妆淡抹”风姿绰约的淑女，那么，贾平凹的，则是生于老街深巷里邻家有女初长成的小丫头，素面朝天。
以创作成就而论，《废都》，《秦腔》，《满月》什么的，会给贾平凹戴上个小说家的大帽子。可我始终抱有偏见，就作品带给读者的阅读思考，熏染，以及阅读快乐，享受而论，那大帽子换成散文家的，尺寸或许更合适。至少，作为散文家的贾平凹，一点不比作为小说家的贾平凹逊色。
贾平凹在《做个自由人》那本序跋书话集的代序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二十余年的写作过程，暴露了我毕竟不是贵族，我的父母是乡下人，我住进了城里也仅仅是名小市民或者充其量为中产阶级。纵然我心性高傲要做凤凰，追逐着西方的文学境界，但我提醒着我自己，要做凤凰一定得生成鸡的羽毛，它不仅去吃莲籽和竹实，更一定得在中国的乡下和小城镇的的土地上刨食虫子、谷糠、菜叶和石子。”
说得中肯实在，全是掏心窝子的话。他离不开“土地”，那是与他的血肉灵魂紧紧掺和在一起的“土地”。他在说到“埙”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埙，喜欢它是泥捏的，发出的是土声，是地气。”这些话，自然牵扯到全部创作，包括小说。但是，小说要加入大量的虚构，想象，“土地”“地气”，会被稀释，出现变形。散文则不然，它依赖和尊重原生态，“土地”，“地气”一定要原汁原味。散文的肥美果实，正是从这样的“土地”上，茁壮生长出来的。
贾平凹以上那些话，诚恳朴实的道出了之所以能“素面朝天”的根本秘诀。同时，这些话本身，尽管阐述的是创作经验的归结，暗含着丰厚的理论意识，可丝毫不玄奥，不空洞，不失为呈现“素面朝天”的一个范例。
贾平凹有篇文章《我不是个好儿子》，这类文字由于以母亲作为书写对象，血肉亲情引发的澎湃的激情和浓重的深情，许多“情”，很容易导致语言用以煽情，而锤炼得鲜艳亮丽，色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贾平凹就不这样。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会道，飞机只望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唯一晓得的是我能写字，她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苦，'世上的字能写完？'”。
语言朴实得好像一池清溪，没有浪花，没有涟漪，更没有荷香鸟鸣。净澈透明，不着尘埃。
当然也会有赞扬，可赞扬也不大声疾呼，眉飞色舞。“我清楚了母亲叫周小娥的。大人物之所以大人物，是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子里的人叫过，但母亲未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去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本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
这里，通过母亲与大人物作比，烘托出母亲的“伟大”，也算是一种修辞方式，但仍旧平直淡泊。虽然还用了成语“有口皆碑”，可一点不刺眼。母亲的形象却由“碑”高大实在起来。
贾平凹担任《美文》的主编，写了几篇《读稿人语》。这里牵涉许多名人，虽不乏敬仰之情，但是用语依旧从“土地”生出，浑朴自然，素面朝天。
说冰心，“她是文坛上的菩萨，菩萨总是不老，我们敬仰她又不得不热爱她。汪曾祺恐怕是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了他不靠迎合，以征服而存在，闲人帮主，文风领袖，这是没办法的。有人评刘晓庆是刘晓庆的最大影迷，我们想，刘晓庆的傲，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另一种率真。如果没有刘晓庆，我们将会多么寂寞。”
不愧为《美文》主编，评点简约精准，又妙语连珠，丝毫不见雕琢痕迹，皆为随口而出的老实话。
“素面朝天”，可不是蓬头垢面，不讲边幅。它是经由潜心的修习，磨练，体察，感悟，最终美容成的一副超俗的颜值。
京剧大师梅兰芳，传授表演技艺时，说过大意如此的经验之谈：刚入行，眼神，身段，台步，都特少，这个“少”是贫乏。后来，本事大了，这些多了起来，但这个“多”，近乎庞杂。直到悟到了演艺真谛，这些又“少”了。可这回的“少”，是以“少”胜多的“少，是淘去庞杂之后，趋于精练，精美，精华的“少”，是升华，飞跃的“少”。
贾平凹的的“素面朝天”，一定也是这样修炼成的。
（自由撰稿人。在ID瑞祺艺术开有专栏《茶后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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