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高一，冬天。
凌晨二、三点。本来用作学校作息的起床号，突然刺耳地响起。
我和挤在一排长铺上面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号音从睡梦中惊醒。大家迷蒙着惺忪睡眼，左看看右看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片刻后，负责住宿生管理的大胡子贾老师，在外面急促地拍窗户，边拍边喊:“大家赶快起来！有紧急情况！立刻带上自己的脸盆，到外面集合！”
闻听此言，我们赶紧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穿好衣服，蹬上鞋子，抓起脸盆，往外就跑。
到了外面，集合站队。大胡子简要说明了情况。
原来，城西头，距学校三公里远的一个稻草垛着火了。遵照校领导的指示，全体住宿生都要去紧急救火，保卫国家财产。
此时，举目西望，院墙外，果然有一片火光在远远地闪耀，映红了茫茫夜空。
在大胡子的带领下，我们一百多号少年，黑灯瞎火中拼了命地往着火地点跑。
跑近了才看清楚，着火的草垛至少有三层楼高，堪称宏伟；南北走向，足有百八十米长，四五十米宽。火是从草垛的北部燃起，借着风势越烧越旺，不断向南蔓延。
现场已经有一些人在比比划划、跑来跑去了。
大胡子老师与一位戴着狗皮帽子、穿着军绿棉大衣的男子简短沟通了几句，就翻回来指挥我们迅速到旁边的居民区去端水。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场稀里糊涂，却又雄壮豪迈的混战。
从一开始的迷惘、紧张、寒冷，到逐渐的兴奋、热烈、忘我，战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太阳将要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大草垛上的余火也终于被我们彻底扑灭了。
我们拎着脸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残存的草垛上，像打扫战场、寻找残敌般，仔细查看是否还有隐匿的火患。胜利者的喜悦与自豪，伴着清新的晨光，在我们稚气未脱的花脸上洋溢。
后来才知道，我们所拼命保卫的国家财产，原来是归县里造纸厂所属的造纸原料。整天弥漫在县城上空的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就是从这个厂子里飘出来的。
战斗结束了。
一身臭汗的我，跟着大家伙儿疲惫不堪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我猛然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儿，赶紧把脸盆放在地上，抬起两只手，试探着摸了摸两个耳朵，还在！可为什么摸上去就像别人的耳朵一样，硬邦邦一点儿知觉都没有呢？
我心里有点慌，问问左右的同学，人家都没啥事儿。
有的同学建议我，这是冻大劲儿了，回去好好暖一暖，用温水洗一洗就好了。
回到学校，我顾不上先去食堂吃饭，径直到开水房打了半盆开水，端到宿舍门前的自来水龙头下面，再兑上些凉水，伸手试试水温，不冷不热，正好，再端回宿舍，用毛巾沾上温水，敷在耳朵上。
就这样反复地做，过了好一会儿，我的两只冻僵的耳朵似乎有了点儿感觉，热乎乎的。
我忐忑着，想用手再摸摸，看耳朵是否变软了一些。刚一触碰上去，我的心便猛地一激灵。此刻，我的一双耳朵，软倒是软了，可不知为什么，又不约而同地都整个儿大了一圈儿，变成了两个圆鼓鼓、软乎乎的大水包！
我更加莫名其妙，拔腿便往医务室走。
医务室里，接待我的是上了年纪、花白头发的李医生。
看了我的耳朵，李医生简要询问了事情经过，脸上现出一丝无可奈何的神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过身，叹了一口气，从架子上面取下一盒自配的药膏，打开盒盖儿，用棉签儿沾着往我的耳朵上涂抹。
“记住，不管哪儿冻了，千万不能用温水洗，更不能用热水；只能先光手或是用雪轻轻搓，也可以用冷水冲洗！”李医生一边涂药，一边耐心地叮嘱我。
抹完药，李医生又用纱布小心地将我的两个耳朵包裹起来，贴上医用胶带，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叮嘱我按时来换药。
从此，我的两个耳朵狼狈了很长一段时间。
周末回家，妈妈见了，心疼又气愤，骂完学校，又数落我。
直到现在，天一冷，我还总习惯性地用手摸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