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贵的活着，并不具有普遍性。
作者余华成功塑造了一个让读者同情、共鸣而又绝望直至窒息的角色—福贵。
福贵是个代表，他代表了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他又代表了那些人们经历的时代。
我试着揣摩着余华写作的动机：自身的经历—一个惯见死亡的童年，一个双手沾满血污的第一份工作（牙医，或者叫拔牙士），一首叫作《老黑奴》的美国民歌。
“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死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
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我想，打动他的，还有大洋彼岸的那个“理想国”，以及理想中的生活。
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部《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我想，他是用生活在中国一百年后一位命运多舛的中国人的故事，向十九世纪的一位生活在米国的老黑奴致敬吧。
每个人都在艰难地活着，无论是十九世纪的美国老黑奴，还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老农民。
余华以福贵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有其戏剧性。
但他仅是个代表，他的经历并不具有普遍性。
福贵是一个落魄的地主少爷，是一个败家的纨绔子弟。他挥霍，他在赌场上挥金如土；他无耻，让一个妓女背着向老岳父请安；他冷血，对着怀胎的妻子大打出手。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经历了太多亲人的死亡，有些死亡作者设计情理尚通，有些死亡，在我看来，就是作者为了博读者的同情，而刻意地被他自己杀死了。
作者既批判了建国前的时代，又批判了建国后三十年的时代，但也没有改开后的时代感以好脸色。福贵的外甥孙子苦根，就被设计到农村联产承包，爷俩分到一亩半地后，还是忍饥挨饿，生病后福贵给苦根煮了些豆子改善伙食，因苦根经不起诱惑，竟然贪吃撑死了。
客观地观察与福贵同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我们会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
当福贵少不经事，只知寻欢作乐时，大背景是中国的全民抗战已经进行决战决胜阶段；
当福贵死忠地践行他爹“赌债也是债”的承诺时，在广大的解放区，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耕者有其田的千古理想国，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当福贵的儿子为救县长的女人而被抽干了血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即破又立的十年，除了动荡，除了慌恐外，国家又给全体国民撑起了核保护伞，从而远离战乱的祸患；
当苦根吃豆子被撑死时，中国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战略，一个春天的故事正在神州流传…
二、每个人，都还有另一种更高级的活法
余华在本书中文版自序中说：“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自己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句话，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
我们可以为自己本身活着找出很多的理由：
大处可以这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处可以这么说：人生如寄，你我皆旅人。
小处可以这么说：人生不值得……
总有人说，我们都是小人物，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漂若浮萍、轻如尘埃。除了改变自己，无法改变这个时代；生活犹如强奸，每个人好像都无力反抗，何不顺应着享受一番？
要每个人做到“兼济天下”实属万难，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独善其身”，要善意地对待自己，可以善意地对待家人，也可以善意地对待乡邻。
在《活着》的福贵身上，我看不到他善良的一面，只看到他怂憨的一面。
在文中的最后，作者安排福贵唱了一段，歌词是：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也许，这就是作者面对生活、面对生死的所谓豁达吧。
问题是，只为自己活着，即使是活出花来，又快活几何？
爱因斯坦说过：“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
我们要活着，要活的比猪要高级，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三、作家，或者是文艺工作者，也可以高级
作家出版社的《活着》这本书的后面，是各外媒对这本书的评论摘抄，第一段是美国《时代》周刊于2003年11月9日发表的：
“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富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富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富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
除此之外，封面的最顶端，还写着“本书荣获 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大约同时期，应该还有一位张姓导演的电影《红高粱》获得一个意大利影展的银熊奖，当时也是引得国内一帮人群情激奋。
中国的作家，或者是文艺工作者，如此在意外国媒体的反应和评论，并把得到外国的一个什么奖当成极高的荣耀，“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这必然会导致他们的作品会极力迎合西方人的品位和口味，而置国内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对文艺作品的更迫切的需求而不顾。
现在的充斥着的各类“小清新”、“小确幸”、“小鲜肉”，充斥着的各类“奶嘴乐”式的影视节目、文艺作品，是无法描述这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群众的，也无法满足最普通的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高级需求的。
对于人民群众，作家或者说文艺工作者，当然可以揭露他们、批评他们甚至是批判他们，但归根到底，应该是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他们。
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应该要撕开黑暗后让读者看到光明，直面冰冷后给予以温暖，在绝境中让人看到希望。而不是“展示高尚”，哪怕“这种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同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作家不可能超然物外，以所谓上帝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和时代。
再者，所有嘲笑历史的人，必会历史所嘲笑！
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只能紧紧地融入到当下的时代，作家才能写出不仅仅是自己感到“高尚”的作品，而是让所有读者也感到“高尚”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