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历史妞写了篇《古代科举考试卷面分有多重要？此人因为字好被慈禧钦点为状元！》，详细介绍了“第一人中最后人”（即“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是怎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的。

结果没过多久，悟空问答后台就收到一个问题邀请，问的是“史上第一个状元是谁，当了多大的官，命运如何？”

那么，索性历史妞就跟大家再讲讲历史上第一个状元的故事。

按照常理，隋朝时期就应该诞生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因为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文帝杨坚时期，进士科则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杨广时期。如果这期间科举考试正常举行的话，那么隋朝存在的这30多年间就一定诞生过不止1位状元。

但是，遗憾的很，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直到唐朝才真正成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湮没。隋朝时期的开科取士情况如今早已散轶殆尽、无据可查。

根据清代学者徐松编撰的唐五代文史资料性学术专著《登科记考》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是唐初大臣、唐武德（“武德”是唐高祖李渊年号）五年（公元622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

孙伏伽是贝州武城（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人，生于隋朝开皇年间（具体时间不详）。孙伏伽很早就开始涉足官场，但那时他只是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吏。直到隋炀帝末年，孙伏伽几经升迁才慢慢晋升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法曹（古代司法官员官名、相当于法院院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赃赂，是当地颇有权势和地位的官员、属于正儿八经的公务员编制。

公元618年（武德元年），李渊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帝，建元武德，是为唐髙祖。同年，深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隋朝旧臣孙伏伽主动归顺大唐王朝。

虽然孙伏伽在隋朝时期最高官职只是个县级法官，但是归顺唐朝后，孙伏伽的升迁之路就像坐上了火箭一般、最终成为名重一时的唐初大臣，先后辅佐了李渊、李世民、李治祖孙三人。

公元622年（武德五年），孙伏伽已经成为颇受唐高祖李渊器重的官员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十二月，孙伏伽参加了唐朝历史上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独占鳌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名可考、有据可查的第一位科举状元。

那么，孙伏伽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晋升呢？这主要得益于唐朝初年李渊为吸取隋朝灭亡教训而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举措。

虽然李渊下旨鼓励大小官员上书言事，允许他们指责自己的过错、评议朝政的得失，但是很多人却认为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是开国皇帝常有的姿态，并非意味着官员们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颇有魏征之风的孙伏伽却抓住机会一连向李渊进谏三策：

第一策，“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天下”。作为过来人，孙伏伽认识到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隋炀帝“不闻其过”。所以他大胆向李渊谏言：“希望虚怀纳谏，开不讳之路”。其实孙伏伽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告诉李渊，如果有文武百官、主要是言官指责你的过错，你要能听进去、虚心接受，不要让言官们“因言获罪”。很显然，李渊接受了这一点。不然，触怒龙颜的孙伏伽肯定早就被处死了。

第二策，“百戏散乐，本非正声”。孙伏伽劝告李渊，隋朝灭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隋炀帝贪图享乐、骄奢淫欲，导致官场歌舞升平、充满了靡靡之音，最终灭亡。因此，作为皇帝，不仅要约束臣子杜绝享乐主义，自己也不能沉迷于声色犬马。于是，李渊下令整顿朝廷风气、在社会上也积极倡导树立文明新风。

第三策，“性相近，习相远”。孙伏伽认为隋朝灭亡跟皇帝身边奸佞小人的误导和溜须拍马之流的恭维有关。在认识到了“榜样”的作用后，孙伏伽积极劝谏李渊慎重挑选辅佐皇子的人员，以免皇子们被身边的人带坏了，最终误国殃民。

孙伏伽的慷慨陈词不仅没有惹怒李渊，反而使他深受感动。于是，李渊以孙伏伽“既怀凉直，宜处宪司”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言官，有点像纪检干部）。后来，孙伏伽又陆续给了李渊不少谏言，深得李渊信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登基。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下旨将孙伏伽调回大理寺，升任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让其专门发挥“理狱”专长。

此时的孙伏伽虽然已不在言官岗位，但是仍然改不了直言劝谏的习惯。办案之余，孙伏伽突然发现李世民经常出去打猎驰射，愉悦群臣。于是，孙伏伽上书谏诤，“陛下走马射帖， 娱悦近臣， 此乃少年诸王之所务。岂能既为天下，今日犹行之乎？ 陛下虽欲自轻，其奈天下社稷何！”

孙伏伽的这番话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赞赏，他感慨地说，“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谬乎！”得到李世民“鼓励”的孙伏伽此后愈发“胆大妄为”，后来竟敢当面指责李世民的过错。不过，孙伏伽与李世民的关系算是忠臣遇明主，他不仅没有被贬黜，反而被委以重任、加官进爵。

公元641年（贞观十四年） ，孙伏伽正式升任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之后，又担任了陕州最高行政长官——陕州刺史。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孙伏伽辞去官职、告老回乡。4年后，孙伏伽在家乡贝州武城的家中逝世。至此，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终于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