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李贽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祖上几代都从事航海贸易，曾祖父之前，家族在泉州和波斯湾之间跑船，和色目人通婚，有人信过伊斯兰教。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没落。父亲李钟秀只是个秀才，靠开馆教书维持生计，生了五男三女，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李贽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父亲忙着教书糊口，没有太多工夫管他。他后来回忆自己的童年，用了八个字：“自幼倔强难化。”还补了一句：“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一个没有母亲管束的孩子，在泉州那种商贾云集、多元文化混杂的环境里长大，早早学会了一件事：不信。不信神，不信道，不信佛，最不信的，是那些板着脸讲道理的人。
十二岁那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老农老圃论》。《论语》里有一个故事，樊迟向孔子请教怎么种庄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又问怎么种菜，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去之后，孔子在背后说了一句：“小人哉，樊须也。”——樊迟这个人，格局太小了，问什么种地种菜。
李贽读了这段，觉得不对。他在文章里把孔子挖苦了一番：种地种菜怎么了？没有老农老圃，你吃什么？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写文章讽刺孔子。这篇文章在乡里传开了，同学们都佩服他。但佩服归佩服，没有人觉得这会有什么后果。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大家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翻过来看一眼。
李贽二十六岁中了举人。以举人的身份，他谋到了一份官职。此后二十多年，他先后做过河南辉县的教谕、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
这些官，级别低，俸禄薄，事情杂。李贽干得并不开心，但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他要养家，要糊口，要活下去。
最让他难受的一件事，发生在嘉靖四十三年。那一年，他接到消息，祖父去世了。按规矩，他必须回乡守制。但他连路费都凑不齐，只好先把妻子和女儿安置在河南辉县，买了几亩薄地让她们耕种，自己一个人赶回泉州。
他走后，河南大旱。那几亩薄田几乎绝收。他的两个女儿，因为饥饿和疾病，先后死去。等李贽再见到妻子的时候，妻子告诉他，两个女儿已经不在了。
李贽后来很少提起这件事。但他后来写过一个句子，大意是说：一个人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活，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句话看起来是在说别人，其实是在说他自己。
万历五年，五十一岁的李贽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
姚安在云南的西部，偏远，贫瘠，汉夷杂居。李贽去了。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升堂问案，而是走到街上，看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他发现当地的水利年久失修，就组织人修渠；发现学堂荒废，就拨款重建；发现一些陈规陋习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就一个一个地废除。他在姚安待了三年，“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离任的时候，百姓拦在路边不让他走，“车马不能前进”。他走的时候，身上只有几件破衣服，几箱书。
但也是在这三年里，他做了一个决定：辞官。
辞官的理由，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过。他说自己“年逼耳顺，体素羸弱”，身体不好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受不了官场了。不是受不了某个人，是受不了那种“每天做的事跟自己想的事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活法。
万历八年，他离开姚安。他没有回泉州，而是去了湖北黄安，投奔他的朋友耿定理。
黄安耿家，是当时湖广一带的学术中心。耿定理和他的哥哥耿定向都是理学家，主张“格物即求仁”，讲究的是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李贽住进耿家之后，和耿定向的冲突很快就爆发了。
冲突的核心，是两个问题：孔子说的话，是不是永远对的？人的欲望，是不是必须被“灭”掉？
李贽的回答是：孔子不是神。《论语》不过是他的学生记下来的一些片段，“无头无尾”，很多话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说的，时代变了，那些话就不能照搬了。至于人的欲望，他说得更直接：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穿衣吃饭就是天理。除了穿衣吃饭，没有别的天理。
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在万历年间，它等于把程朱理学的地基抽掉了一块。理学说“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在人欲的对立面；李贽说，天理就在人欲里面。你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是天理。天理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天理就在你的身体里。
耿定向受不了了。在他看来，李贽这些话是“惑乱人心”。一个理学家和一个“异端”住在一个屋檐下，每天都在吵架。耿定向论辩不过李贽，但他在官场上有势力。万历十二年，耿定理去世，李贽失去了在耿家唯一的庇护。他搬出了耿家，去了麻城。
麻城在湖北东部，龙潭湖畔有一座破旧的芝佛院。李贽搬进去，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讲堂。他在芝佛院住了十二年，写了《焚书》《藏书》，也收了弟子——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
收女弟子，在万历年间是一件比骂孔子更招人恨的事。当时的规矩，女人不该出门读书，更不该跟一个男人“讲学论道”。李贽不管。他在芝佛院开讲，来的女人坐在下院，男人坐在上院，中间隔一道屏风。他讲的内容很简单：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有心，有心就可以想问题，想问题就不必管别人怎么说。
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梅澹然的女子，出身麻城梅家，丈夫早死，守寡在家。她跟着李贽读书，写信向他请教问题。李贽回信叫她“澹然师”——澹然老师。一个男人叫一个女人“老师”，在那个年代，是极其罕见的。
但正是这些事，给李贽招来了最猛烈的攻击。万历十八年，《焚书》在麻城刻印。书里收了李贽和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还有他批评道学家的文章。耿定向的门生们开始反击，说李贽“左道惑众”“引诱良家妇女”。万历二十八年，麻城的官员派人毁了芝佛院，李贽被迫离开湖北。
他去了通州，住在朋友马经纶家里。马经纶是通州的士绅，也是李贽晚年的主要资助者。李贽在马家继续读书、写作，似乎还有力气再撑几年。
但万历三十年闰二月，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了一道奏疏。
奏疏里列了李贽的几条罪状：说他的著作“惑乱人心”“狂诞悖戾”“大都刺谬不经”；说他“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还说他“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张问达的结论是：“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
万历皇帝看了奏疏，批了八个字：“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然后下令：“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
锦衣卫到了通州，把李贽从马经纶家里带走。马经纶一路跟到北京，在狱外奔走呼号。李贽被关进了镇抚司狱。狱中，他像平常一样读书写诗，似乎没有把生死放在心上。审讯他的官员问他：你为什么写那些妖书？他没有回答。审讯没有结果，最后的处置不过是把他遣送原籍。
三月十五日，侍者来给他剃头。他拿了剃刀，割了自己的喉咙。
李贽临死前，写过一篇《童心说》。那是他所有文章里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他全部思想的浓缩。
开篇第一句：“夫童心者，真心也。”童心就是真心。什么叫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他接着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童心，就等于失去了“真人”的资格。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装的。他读的书越多，懂得的道理越多，童心丢得越干净。
然后他下了一个判断：天下的“至文”，也就是最好的文章，都是从童心里流出来的。而那些被奉为经典的《六经》《论语》《孟子》，恰恰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道学家拿来装门面的东西，假人藏身的地方。
这篇文章不长，但它的力量在于，它不是在讨论文学。它是在讨论人应该怎么活。李贽说的“童心”，就是他十二岁写《老农老圃论》时的那种东西：不因为别人说孔子是对的，就相信孔子是对的；不因为大家都跪着，就觉得自己也该跪着。
这种“童心”，在他活着的七十六年里，从来没有真正丢掉过。他做官的时候，不肯跟上官应酬；他辞官的时候，不肯给自己留后路；他讲学的时候，不肯把女人赶出去；他写书的时候，不肯把“异端”两个字从纸上抹掉。
他用一把剃刀结束了自己的命。剃刀本来是剃头的，头剃完，刀要收起来。但他把刀横过来，割了自己的喉咙。血淌在地上的时候，侍者问他痛不痛。他说不出话，用手蘸血写了两个字：不痛。
“不痛”这两个字，比“童心”那两个字，更接近李贽的本质。童心是理论，不痛是实践。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喉咙切开了，血在流，还能用手写下“不痛”。这不是不在乎死，是死这件事，在他那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临死前没有说一句软话，没有求一次饶，没有把《焚书》烧掉。
李贽死后，朝廷下旨把他的书“尽搜烧毁，不许存留”。但书没有烧干净。他的朋友、门生、仰慕者偷偷藏了一些，《焚书》《藏书》在民间悄悄流传。到了晚明，“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公安派的袁宏道说他的文章“大快人心”“千古之至言”；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继承的正是李贽开创的小说戏曲评点路子。他对“童心”的强调，对“真”的执着，在晚明的文学里留下了一道很深的痕迹。汤显祖写《牡丹亭》，写“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那个“情”字背后，就有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影子。四百多年后，人们还在讨论他的“启蒙”意义——有人把他比作中国的卢梭，有人说他是“走向近现代的启蒙先驱”。
但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启蒙先驱”的自觉。他只是一个不肯说假话的人。一个六岁丧母、十二岁讽刺孔子、五十岁辞官、七十岁收女弟子、七十六岁割喉自尽的福建人。
他的一生，得的东西不多。官做到知府就停了，钱从来没攒下过，家庭四分五裂，四个孩子夭折，妻子跟他吃了半辈子苦。他死后，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葬在通州的一座土坡上。
但他失去的东西，他好像从来不在意。他不在意官位，不在意名声，不在意别人叫他“异端”。他唯一在意的，是心里那点“最初一念之本心”——十二岁写《老农老圃论》时的那种东西，一直没有丢。
剃刀割下去的那一刻，他大概真的不痛。因为痛了一辈子的事情，终于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