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
爷爷和父亲高挽裤腿上身赤裸,扶着铁镐蹲坐在土堆上闷头抽烟,汗水流过他们乳头,就像是浸过香油的华华丹和麦丽素。
我咽了口唾沫,甜的,巧克力味儿,又问:
“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
爷爷把烟屁股狠狠塞进土堆,又胡乱的在胸前抹了两把,严肃而滑稽,父亲瞟了我一眼,嘴巴鼻孔都在冒着滚滚青烟。
“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我拽着一朵紫色的喇叭花,十分真诚。
“滚蛋!”
父亲说的,十分笃定。
爷爷像是一支被点燃的窜天猴,拽着铁镐从坑中倏得跳了上来。
“他不会你他娘的就不能好好给他讲?”
“讲啥?”父亲把铁锹插进泥土里,气势如虹似是十万天兵天将都拿他不住,“那你说说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
“挖出水就是井,挖不出来,”爷爷又在胸前得意的抹了一把,“就是窖。”
“这不胡扯么?”父亲不解和绝望的叫嚷着。
“滚蛋!”爷爷飞起一脚便踹到父亲褪色的军裤上。
“听见没有!”父亲呲牙咧嘴的走过来踢了我一脚,“滚蛋!”
“没风度!”,我一边跑一边在喉咙深处小声嘀咕,“你爹拿你撒气,你就和你儿子撒泼。”
2.
父亲和爷爷终未从那深坑中挖出水来,于是院子的东北角自那天起便多了一口菜窖。
菜窖完工那天,爷爷一板一眼的从潮湿的仓库深处掏出了一挂陈年鞭炮——是的,没错儿,那红色的炮纸早就褪了色,和茅厕里的草纸没什么两样;上面布满了夺目的霉斑,嚣张的与体内包埋的火药叫板。爷爷炫出盘手串儿般的招式,坐在仓库的角落一颗一颗的把玩起鞭炮来,我和父亲站在旁边,呆若二木鸡。
“我去买一挂鞭炮。”父亲转身要走,自行车钥匙在腰间哗哗作响。
“不用。”爷爷一心一意揉搓着鞭炮。
“这玩意儿要是能响……”父亲环顾四周,貌似是想发一个特别潇洒的毒誓,却没找到和他心意的物件儿和词汇,便只得点燃一支烟,悻悻的说,“反正它肯定响不了。”
“烟,掐了。”
“怎了?”
“你他娘的别把我的鞭炮弄炸了。”
于是,鞭炮没炸,父亲先炸了。
他和爷爷争执了起来,高声的叫嚷夹杂着零星的脏字儿,瞬间把小仓库塞了个满满当当。父亲几次试图跳上他最为中意的那辆“凤凰大二八”奔向百货商店,又几次被爷爷的懒汉布鞋一脚踹下,两人从鞭炮的霉斑吼起,然后说起水井和菜窖,一步一步,一直野蛮的回溯到我尚是一只精虫时的年月。
那吵闹声震耳欲聋,我觉着放鞭炮都是多余的。
晌午十分,两人都吵累了。
父子两人背靠着墙喘着粗气,全然不顾鞭炮爆炸,抽起了闷烟。
“一百八十根。”我说。
“什么?”父亲和爷爷红着眼睛看着我。
“这里一共有一百八十根鞭炮,”我捡起那串散落在地上的陈年小挂鞭,“一会儿放的时候,我查数儿,一百八十响儿,爷爷赢;不到一百八十响儿,爸爸赢。”
“查个鸟儿,赢个屁。”父亲说。
“鸟儿你也不会查,屁你也赢不了。”爷爷道。
他们又吵了起来,响声赛过十万响儿的大地红。
3.
凤凰大二八最终战胜了懒汉布鞋,尽管,鸟儿也没查,屁也没赢。
父亲载着我在小城中漫不经心的游荡,黑色的车后座被晌午的太阳一晒,变得火热,那迂迂回回缓慢前行的自行车令我隐隐不安,我十分想告诉他我的屁股烫,却又生怕被父亲口中即燃即爆的鞭炮崩的体无完肤。
自行车停在了烧鸡店的门口,父亲一脚撑地,斜着头哑声问我:“你想吃什么?”
我环顾四周,发现除了烧鸡店外,就剩下一间的公厕。
我便说:“都行。”
父亲低声道了句好,便领着我向公厕走去。我迟疑了片刻,想说不,却忌惮那愤怒的鞭炮,于是便泄了气,顺便,做了最坏的打算。
“撒个尿,怕什么。”父亲拂了拂裤脚的泥土,“要么你看车,我自己去。”
我点点头,眼中挤满了烧鸡,根本看不见车。
不多时,父亲回来了。
“你想吃什么?”他小心翼翼的整理着旧军裤的皮带,漫不经心的问我。
“烧鸡!”我失去了理智。
“好。”父亲朝着柜台里面喊道,“给我来个酱肘子。”
“……”我一时恍惚。
“下次吃烧鸡。”父亲跨上了自行车,神采奕奕。
我坐在颠簸的后座,庄严的捧着酱肘子,一边吞着口水一边听着父亲的絮叨。他蹬飞快,呼啸的风声和沉重的喘息几近湮没了他所有的音节——其实我什么都听不到,但是我什么都知道。
我觉着爷爷未必是一个好父亲,但父亲是;而父亲是一个好儿子,所以,我必须是。
4.
父亲十六岁时,爷爷曾和他有过一次午后的谈话,尽管,很草率。
“你是想念书,”爷爷正了正身,木椅与地面摩擦发出嚓嚓的声响,“还是想当兵?”
“我想念书。”
“好。”爷爷起身,拍着父亲的肩膀说,“你去当兵吧。”
父亲脸上写满各种字体的问号,目光游离的看了看爷爷,宛如乡镇广播电台主持人盯着村口儿缠着电线的大喇叭。
“我,想念书。”,父亲重复了一遍——他既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恐爷爷听不明白。
“行了,你不是那块儿料,”爷爷起身,随意而敷衍的指了指父亲的鼻子,“我这就去武装部给你报名儿。”
父亲的青春便在那个午后潦草的结束了——尽管他的青春中充斥着放牛种菜、杀猪砍柴等等不甚美好的光景,但那毕竟也是一段十八年的青春。他坐在木椅上抽了一支爷爷的石林,把烟灰弹的到处都是;然后借着烟头儿在院子东北角焚了教科书、坑了连环画,顺带无意引燃了柴火垛;父亲又转而端着爷爷的脸盆儿洒水,挥舞爷爷的呢子大衣扑火;火不多时便熄灭了,脸盆儿漏了,大衣也变成背心儿了。
最后,父亲喘着粗气一脚踹翻了那张涂着棕漆的木椅,有怨,有怒,有悲,却也没有了脾气。
父亲十八岁时,从部队复员了。
他回家那天穿着一条肥大的墨绿色军裤,堆叠的裤管和皱皱的裤裆层层堆砌,彼此遮掩,像极了一口熨烫成百褶裙状的布口袋,混乱的在周身交织。
父亲喘着粗气,中指紧紧贴在裤线上,满目热忱的在桌前笔直站定;身后的水壶和铺盖卷撞击着墙壁和门框,叮叮当当。
爷爷翘着腿坐在桌边,瞟了瞟父亲,胡子动了一下,转而拿起酒盅,呷了一口,缓缓说道:
“好好的裤子,让你穿成了这个鸟样。”
说罢,爷爷又续了一盅酒,头也没抬的补充:
“像个伪军。”
父亲脸憋的通红,嘴唇抽动,却默不作声,他的中指从裤线上移开,坚定的正了正帽子——尽管上面的五角星已被摘了去。
他踢起了嚣张的正步。
那正步踢过了锅碗瓢盆,踢翻了桌椅板凳,踢碎了茶壶酒盅,在爷爷的怒吼声中,他一路破马长枪的踢到了火炕上。
父亲盘腿坐在炕梢,小心翼翼打开铺盖卷,从里面拽出了两瓶高粱酒——那是他用攒下的津贴,在火车站的站前商店买的。他本打算用这酒与爷爷一笑泯恩仇,可现在看来,是连个毛儿都泯不掉了。
父亲打开瓶塞,稀里糊涂的灌了几口,感觉这些年来所有的念想儿都已变得索然无味,随即,便靠着墙,歪着头睡了过去。
他做了梦,梦见自己蹬着解放鞋,又坐上了绿皮火车。他醉醺醺的向指导员敬了礼,敬了酒,一顿哭;指导员回了礼,没喝酒,一顿揍。
父亲醒来时已是深夜,他望着墙角的蛛网,一直想不明白,念书和当兵,明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可为什么偏要装模作样的给出选择?
当年他戴着红纸扎成的红花、背着行囊踏上远去的火车时,没想明白;
如今他喝着高粱酿成的高粱酒、迈着正步踢上冰冷的炕头儿时,还是没想明白。
其实,没那么难。
这事儿,与肘子和烧鸡,是一回事儿。
5.
“给爷爷的?”我捧着塑料袋中的肘子,问父亲。
“嗯。”
“快凉了。”
“嗯。”父亲起身猛蹬了两圈儿,鼻子哼了一声。
“得保保温。”我把肘子顺手塞进了汗衫里——那油腻和温热令人出乎意料的舒服,我自欺欺人的打了一个饱嗝儿。
“嗯。”父亲蹬的起劲儿,后背湿了一大片,我看不清他的脸。
不一会儿。
父亲用脚刹将炽热的凤凰大二八停在院门口,飞扬的尘土中依稀可见爷爷正在和大伯——也就是父亲的哥哥正在房内喝着酒。
我从汗衫下掏出那块散发肉香与汗味的肘子递给父亲,父亲嘟囔着走进院门,随手将肘子扔到了饭桌上。
“拿走!”爷爷说。
“谁爱拿,谁拿。”父亲抱起我,转身便走。我恨铁不成钢的摸着瘪瘪的肚皮,依依不舍的望着远去的肘子。
“肘子!”坐在大伯身边的表哥欢呼,拿起便啃。
“放下!”大伯喊道。
“拿着!”爷爷大吼。
父亲不再作声,似是泄了气。他搂着我蹲在院落东北角的那口菜窖前,出神的望着窖底的红砖黑土,咽着唾沫。
“爸你咽唾沫了。”
“是人都会咽唾沫。”
“可是我一咽唾沫,就会饿。”
“那你别咽唾沫了。”
“可是你刚说的,”我抱住了父亲的胳膊,“是人都会咽唾沫。”
“……”父亲沉默了,我一动不动的盯着他的喉结,他的喉结一动不动。
“爸我不咽唾沫了,”我舔了舔嘴唇,说,“我想吃烧鸡。”
“你还是咽吧。”父亲拍了拍我的头。
根本没提烧鸡这茬儿。
“爸你说菜窖和水井,真的有不同?”我必须要用一个话茬儿,来令自己忘记烧鸡这茬儿。
“不同。”父亲笃定,“但不是你爷爷说的那种不同,那叫扯淡。”
他特地补充了一句,这才出气。
“什么不同?”
“这井里就算没有水,它也叫井;可这窖里哪怕灌满了水,”父亲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道,“它还是窖。”
说罢,父亲调整了一下蹲姿,放了一个绵延悠长的响屁。
我正想笑,父亲随即瞪了我一眼,说:“老子挖的菜窖,就算没有鞭炮放,放个屁听个响儿热闹热闹还他娘的不行了?”
6.
在折腾了整整一个秋天后,菜窖终于在初冬时投入了使用。
覆着薄薄白雪的窖口在院落的东北角凸显,宛如被肆意丢弃的白色塑料袋——那里面装着些敷衍、平淡,却也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许是萝卜白菜,土豆地瓜;亦或一块酱香浓郁汗味悠长的肘子,一只傻了吧唧毫无卖相的烧鸡。
父亲每次回去都要带着我把窖口仔细打扫一番,他像个孩子般放肆的挥舞着铁锹扫帚,黑色的窖板,红砖的窖沿便在冰天雪地中一一呈现。我站在父亲的后边,双手交错插在棉袄的袖口中,无所事事。
少顷,父亲便把铁锹插在雪堆中,他伸出左腿用那翻毛皮靴蹬着窖沿,解开一颗衣扣,从内兜掏出一支皱皱的的香烟,接着把脑袋深深埋进墨绿色的棉大衣中鼓捣着打火机,只有等风小了火石灵了,方才能遂了心意。
我俩不言不语,神色游离的呆望着菜窖,脑海中满是难以名状的画面,气氛突然开始变得萧杀和肃穆。
表哥像一只亢奋的小野驴踏着棉鞋噔噔跑进院来,看见了我和父亲。他用通红的手背抹了抹飞扬的鼻涕,大喊:
“哇,上坟呐!”
父亲的脸抽动了一下——表情着实难看。
“对!”我来了勇气。
“埋的谁?”表哥咧着嘴,蒸腾的哈气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埋了一个酱肘子!”我解开棉袄的衣扣,露出衬衣上可爱的卡通小猪。
寒风瞬间定格了表哥张狂的笑容,却也激发了我穷尽此生所知的污言秽语,我打算乘胜追击,父亲甩掉烟头儿,强忍着笑意捂住了我的嘴,然后把我摁到了雪堆里,顺带嘹亮的喊着:
“放你娘的屁。”
表哥挪着碎步飞快的奔回了屋子,我趴在雪中,煞有介事的抚摸着菜窖的边缘,双手不由瑟瑟发抖起来——半支烟的工夫,竟莫名其妙的酝酿出了哭坟的冲动。
我真的有点儿怀念那个温吞的酱肘子了。
想到这儿,不禁潸然泪下。
7.
下午的时候,爷爷递给我和表哥一个竹筐,他要我和表哥下到菜窖里,取些土豆萝卜上来。
表哥面色有些难看——因为以他的逻辑,下菜窖和盗墓倒斗无异;我也有些怅然,毕竟伤心地勾伤心人的,伤心事。
上午刚刚扫出的窖口,又落满了一层薄雪。我和表哥坐在窖沿上,目光涣散的摆弄着手中的竹筐。
“你去,我给你把风儿。”表哥把竹筐推到我手中,双手紧紧捂着膝盖。
“你去,你是我哥。”我晃了晃竹筐,他没有接。
“你要是下去,”表哥干咳了两声,“你是我哥。”
我没辄了。
“我们老师说,下到冬天的菜窖里,会死人。”表哥忽然岔开了话题。
“真的?”我又莫名想起了那个可怜的酱肘子。
“真的,”表哥神神秘秘的抚摸着菜窖的边缘,蹭了一手的雪水,“会死人。”
他把雪水弹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睛一眨一眨,脑袋一愣一愣。
“你们老师说没说为啥?”我问。
“没空气。”
“你们老师说没说咋办?”
表哥沉默了一下,拽了拽我的衣袖,脑袋凑到了我的耳边,低声道:
“抓只鸡,探探路。”
我坐在窖沿上,屁股隔着棉裤都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表哥看了看我,眼中意味复杂。我心里认怂,只得毫无尊严的拽着竹筐向表哥旁边挪了挪;可嘴上却又不想跌份儿,便伏在表哥肩膀上古古怪怪的说:
“我,我他娘的,不,不敢抓鸡。”
“我敢,”表哥一把推开我,声调兴奋而高昂,“我抓鸡,你下窖。”
我用仅有的理智权衡了“下窖”与“抓鸡”的风险,心中默念“怕什么下窖又他娘的不是下葬”之类气势磅礴的鬼话,然后故作镇定的向表哥点了点头,却发现竹筐没了,表哥也不见了踪影,身旁的窖沿上只留下两滩被屁股蛋儿融化后的、椭圆儿的雪水。
不一会儿,表哥拎着竹筐跑了回来,筐里塞着一只惊恐的母鸡。
表哥掀开覆在菜窖上的木板,黑洞洞的窖口在皑皑白雪中突兀的闪现;随即他蹲在窖旁,兴致勃勃的倒扣竹筐,稍一发力便把母鸡丢进了窖中。
那只惊魂未定的母鸡扑扇着翅膀栽了进去,漫天飞雪中飘起了诡异的鸡毛。
我和表哥探头看着菜窖中的母鸡——它足足在堆叠的白菜萝卜土豆地瓜之间挣扎跳跃了五分钟,然后才慢慢安分下来,随即,它便靠着墙,抬着头,撅着喙盯着我和表哥的脑袋,发出低沉的“咕咕”声。
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骄傲言道:“很安全。”
接着又指了指竖在窖中的梯子,对我说:“该你了。”
我绝望的和母鸡对视,真想对表哥说——该你个屁。
8.
“我不敢。”我说。
“为什么?”表哥一脸不解。
“我怕鸡。”
“所以我负责抓鸡。”表哥捋顺着思路,“你负责下菜窖。”
“可是菜窖里有鸡。”我哭丧着脸。
“那你说咋办?”表哥有些不耐烦。
“你把鸡抓上来。”
“我不敢下窖。”
“你不下窖怎么抓鸡?”
“我不抓鸡你怎么下窖?”
这是悖论。
我们一直争论不休,直到雪停了,夕阳出现了,菜窖里的母鸡,也倦了。
“快下去吧。”表哥瞟了一眼窖底,嗓子沙哑的说道,“那母鸡肯定是睡过去了,别怕。”
接着他又看了一眼屋门,焦躁的说:“爷爷一会儿也该睡醒了,抓紧。”
我也看了看屋门,觉着表哥说的有几分道理——母鸡菜窖暂且不谈,这阵势若是让爷爷看到,恐怕是不好收场。
“那我下去了。”我提着竹筐,棉袄湿了一大片。
然而,表哥骗了我——那只狡猾的母鸡根本没有睡去,它在等我,它认出了我,它瞪着眼睛盯着我,它挥起肥胖的翅膀驱赶我,它发出咕咕咕咕的声响恐吓威胁着我,我想撒尿,怕是要尿了裤子,我拣着菜,分不清土豆还是萝卜,我爬上梯子,它在后面蹦着高啄我的屁股,我要尿裤子了,梯子真凉,有木刺,扎手了,腿软了,肚子疼,拉裤子也说不定了。
我提着竹筐忍着屎尿屁,终于接近了窖口,表哥一把抓住了我——手里的竹筐,志在必得的吼了一声“耶!”
“你下去把鸡抓上来啊!”我趴在窖口喘着粗气。
“我不敢下菜窖!”表哥双手拎着竹筐,转身便走。
“你不下去怎么抓鸡?”
“我不抓鸡,”表哥提着竹筐推开了房门,“你怎么下窖?”
母鸡扬着脖颈看着我的棉裤,我伸着脖子盯着表哥消失在房门口的背影,这才隐约意识到,我和母鸡,都是受害者。
我趴在窖口——动作和上午如出一辙。
趴着趴着,哭坟的冲动又来了。
我无可救药的想念那个酱肘子,还有,
那个只在公厕旁边烧鸡店的玻璃柜台里出现过的,
美味的烧鸡。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仍迷迷糊糊的趴在菜窖旁边。
他怪叫了一声,手脚并用似扔似踹的将自行车丢到雪地中,“啊啊”大吼着跑了过来,一只手拽起我的衣领,另一只手胡乱揉搓着我的耳朵脸蛋,叫嚷着:
“你这傻逼小子一直从上午趴到了现在?”
我看着黑洞洞的窖口,一时回不过神。
父亲见我不作声,又兀自骂了几句,然后抱起我,问道:
“冷不冷?”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心想告诉父亲菜窖里有一只母鸡。
“我……”
“别说话了。”父亲拍了拍我,随即转身,心不在焉的将菜窖盖了个严严实实。
“有只鸡……”我低声的说。
“知道。”父亲用手紧紧捂着我的脸,随口答道。
“你不知道……”我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不知道个鸡毛。”父亲紧紧抱着我,棉袄都被挤出了水。
9.
晚饭前,母鸡的事情终于败露了。
一切源自于爷爷上完茅房后,忽然心血来潮的去后院的鸡窝转了一圈。进而发现,鸡窝里少了一只母鸡。他满腹狐疑的走到了前院,思索着母鸡的去向,不料又在银装素裹的小院中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响。爷爷用食指掏了掏耳朵,点燃一支烟,刚吸了一口,便又听到那诡异响起的声音。
于是爷爷开始怀疑是香烟令他产生了幻觉,他甚至产生了戒烟的冲动——随即他把香烟丢进雪地中,侧耳静听。
终于,爷爷揭开了窖板,母鸡得救了。
“谁干的。”爷爷坐在饭桌前,饭菜蒸腾的热气在他面前缓缓上升——云里雾里的爷爷宛如西游记中正义的化身。
“不是我。”表哥漫不经心的挤出几个字,头也没抬,撼天动地的吃着土豆萝卜。
“是你么?”爷爷看着我。
我看着大快朵颐的表哥,仿佛目睹着他正在一点一点吞噬着我。
父亲拍了拍我,我回过神来,一个哆嗦,而爷爷用鹰的手法捉到了窖中之鸡,也用鹰的目光的捕捉到了我的这个值得玩味的哆嗦。
“得!”爷爷只说了一个字,声音不小;说罢,便端着碗挥着筷吃了起来。
父亲看了看爷爷,看了看表哥,看了看大伯,又看了看我。
我看着父亲,咬着嘴,摇着头。
“得!”
父亲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个字,侧身拍了拍我的胳膊——那力道有些模糊,忽强忽弱,但用意我却吃的透彻,他为我穿上棉袄,我给他拿来皮帽,我和爷爷大伯表哥一一再见,父亲没作声,只是在寒风中饥肠辘辘的蹬着冰冷的凤凰大二八,载着饥肠辘辘的我,绕了弯,回了家。
“爸,我没有。”我在后座上说。
“我知道。”父亲有些气喘。
“我……”我还想说点儿什么。
“别说了。”父亲回过头朝我笑着,“雪大,戗风。”
那晚,父亲给我买了烧鸡——那是烧鸡店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只;他还买了一只小小的酱肘子,无论如何也要让母亲尝尝。
“别怪你爷爷。”父亲说。
“我不怪爷爷,”我咬了一口鸡腿儿,“我怪我表哥。”
“表哥也不能怪。”母亲补充道。
父亲点了点头,我却摇了摇头。我放下鸡腿,一脸严肃的说道:“我,怪我表哥。”
母亲皱了皱眉,想要说什么,父亲却笑了起来,拿起鸡腿塞进我的嘴里,说:“记仇儿是正常的,可是,你总会原谅他的。”
“不可能。”
“可能。”父亲踢了一脚我坐的凳子。
“那多久我才能原谅他?”我扬着脖子,就像窖底的那只母鸡。
“十八岁。”父亲喝了一口酒,面色潮红,百褶裙般的军裤和破马张飞的正步开始在他眼前如霓虹灯般闪烁;他气势磅礴的举杯又将半盅酒灌进喉咙,竟隐约品咂出了复员那天,令他醉倒在炕头的高粱酒的味道。
“十八岁。”父亲拍拍我的头,缓缓起身,
“少一天,都不行。”
9.
可我连一天都等不及了。
东北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长到要下好多场大雪、添好几件棉衣、烧好多锹煤块,吃好多筐土豆才能安然度过。
然而我无法安然——那只被扔下菜窖的母鸡不下蛋了,这令我每吃一口鸡蛋都充满了深深的负罪感。
终于,救赎的机会来了。
除夕。
爷爷从床底拿出了一挂崭新的五百响鞭炮——颗颗饱满、没有霉斑、炮纸鲜红,浓郁的火药味儿令人血脉喷张。穿着一身崭新蓝棉袄的表哥接过鞭炮顺手绕在脖子上,宛如一名挂着弹链的骄傲机枪手。
“去把鞭炮放了,”爷爷看了我一眼,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表哥的同时又对他补充了一句,“你拿,你放。”
表哥“咚咚咚咚”的拍着胸脯对爷爷做出保证,然后一个转身,擎着烟,迈着蹩脚的正步,走在前面,
我静静走在后面,不露声色的看着他顺拐。
“去哪儿放?”表哥问我。
“菜窖边儿上怎么样?”我望着表哥脖颈间的鞭炮,不由追忆起夏末时父亲蹲在菜窖旁放的那个绵延悠长的响屁,竟无比心酸。
“好!”表哥站在菜窖边,情绪很是激动,他想把鞭炮从脖子上解下来,却越缠越乱,越解越紧,他手中的香烟早就被扔到了雪地中,我试图帮他理清头绪却被他义正言辞的拒绝。
“我拿,我放。”表哥面色通红、翻着白眼儿向我复述着爷爷的授权和他的原则。
我打开窖板,坐在窖边,静静看着他与一挂五百响鞭炮的诡异缠绵。
终于,表哥成功了。
他随手扔下已是一团乱麻的鞭炮,挠着脖子喘着粗气跑进屋里去寻找新的火种。我起身,将放在窖边的鞭炮一脚踹进了菜窖,干净利落。
所以,我也成功了。
鞭炮落地的瞬间,我甚至想脱掉棉袄,露出肚皮和乳头,蹬起父亲的自行车,载着不下蛋的母鸡,环绕小城狂奔,快意恩仇。
当表哥擎着第二根香烟,一路小跑冲出来时,早已不见了鞭炮的踪影。
“鞭炮呢?”他解开闪亮帅气的黑色衣扣,呼哧呼哧喘着,大声的咳嗽。
“掉菜窖里了。”我用食指蹭了蹭鼻子,尽量压抑美丽怒放的情绪。
“这咋还能掉进去呢?”他探头向窖中看了一眼,鞭炮正卧在白菜土豆上瞅着他。
“你下去,捡上来。”表哥推了推我。
“你拿,你放。”我说。
“我,我不敢下。”他看了看手中的半支烟,说。
“没事儿,我给你抓鸡,”我从院角的柴垛中翻出了被白雪覆盖的竹筐。
“算了。”烟就快燃尽了,表哥怂了。
“下吧。”我搓了搓手,满眼期待。
“得!”表哥咬了咬牙,把刚解开的衣扣系上,把烟头递给我,说,“这火种你先拿着。”
“你拿,你放。”我将窖口的积雪拂走,双手湿漉漉。
他小声嘟囔了一句傻逼,没有主语。
很快。
“我拿到啦!”表哥颤颤巍巍下到窖底,左手拿烟,右手挥舞着鞭炮向我大喊。
“好!”我应了一声,有条不紊的紧紧盖上了窖板。
表哥先是大喊了一声我操,接着窖中传来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它完美的掩盖了表哥鬼哭狼嚎的哭喊声。
现在,那句“傻逼”有主语了吧?
爷爷,大伯和父亲听到鞭炮声笑盈盈的跑了出来,爷爷难得爽朗的吟诵着“爆竹声声辞旧岁”,大伯眯着眼感受着新年的气氛,父亲则微笑着侧头注视着小院的东北角,一切宛如时光完美的倒流——他对于鞭炮与菜窖的执念,终于在那一刻得到了释放和满足。
可是很快,大家发现,院子里没有烟,没有纸,没有炮,甚至,连表哥也没有了,可是鞭炮声,还在持续。
他们满腹狐疑的望了望菜窖旁的我,我双手插在衣兜中,一脸无辜。
直到鞭炮燃尽,菜窖里表哥的惨叫声方才浮出水面。
大家手忙脚乱掀开窖板,只见白烟滚滚,好似火山喷发,又如全力生产的地下兵工厂。待烟雾散去,表哥的身形逐渐清晰起来——他头顶沾满红艳的炮纸,分不清是雪水还是鼻涕的液体在他的面门上肆意的流淌,那身帅气的蓝棉袄也已被炮仗崩出了棉花,他的手中莫名紧攥着两个土豆儿,整个人则蜷缩在白菜萝卜和地瓜的海洋中,不能自拔。
“伪军,哈哈!”
在父亲的飞脚降临之前,我冲着窖底的表哥,放肆的笑。
10.
我终被父亲狠狠的修理了。
他像赶火车一样,一边看着墙上的挂钟,一边挥舞着扫帚。
我哭咧咧的问父亲为什么要看表?
父亲说,过年是不能打孩子的,所以,他要抓紧时间在午夜到来之前把我收拾利索。
我嘴上哎呦哎呦的嚷着疼,心里却暗笑道:“亏你说得出口。”
终于,在春节联欢晚会尚未结束之时,我一瘸一拐的揉着屁股向爷爷、大伯和表哥道歉;表哥换了一件新棉袄,歪着身子倚着被褥,双眼通红的坐在炕头,呆望着我,不一会儿,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流下两行清泪。
爷爷和大伯有些看不过,皱着眉头看向了我,似是有话要讲。
父亲把我拽到了身后,余光扫了一眼挂钟,已是大年初一。
“我儿子,我收拾。”父亲看了看疼得龇牙咧嘴的我,握紧了我的手,“过年,不打孩子。”
“还有,”父亲从裤兜中掏出了一个红油纸叠成的红包,塞到了表哥的手中。
“过年了,压岁钱。”
那红包里包着的,是母亲的一辆飞鸽自行车。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母亲在回家的路上缓缓前行。彼时爆竹声声,此起彼伏,我们仿佛在枪林弹雨中迂回的前进穿行。
父亲对我说:“你又长了一岁啦。”
“嗯!”我坐在车子的横梁上,揩着鼻涕,“我十八岁啦。”
“胡扯,你他娘的离十八岁还早着呢。”父亲絮叨着,母亲笑了起来。
“没有,”爆竹声愈发聒噪,我提高了声调,“你说的,等到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能原谅表哥了。”
“你把你表哥闷到菜窖里用鞭炮一顿崩,就算原谅他啦?”父亲自行车骑的飞起。
“反正,我原谅他啦。”车速越来越快,鞭炮声渐行渐远。
“十八岁,少一天,都不行呐。”父亲解开了纽扣,冷风吹起他的衣襟,世界充斥着呼啦呼啦呼啦、咕噜咕噜咕噜的响动,仿佛是暖风吹动春日少女的百褶裙,又好似一盅一盅潇洒入喉的、十八年窖藏的高粱酒。
“今天正好儿,”车子驶过坑洼的土路,颠的我嗓音颤抖,屁股开瓢儿,
“十八岁,一天不少。”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