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长大，在老家的时光匆匆而过，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总算跟着姨父母来到青岛定居了。

        那是为解决职工两地分居的现状而建造的家属宿舍区，来自三省二十八个县的老婆孩子们齐聚在即墨大信一个小小的，偏僻的叫农场的地方。距离另一个乡镇仅一条马路之隔。现在已是自然村了。

      房子是一排排的，每排五户。白墙红瓦，很是整齐，胡同很窄，每家都是三间房加一个小院子。我家在南边盖了南屋，用来储藏杂物。也有盖西屋或东屋当厨房的。院子里或种花，或种菜，门口用水泥打了平台，用来晾晒粮食。

      那时孩子多，我家那排尤其多，七大八小12个。我家因为哥哥当兵，只有我一个，相比其它家，我家的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家里好吃的多，孩子们都知道我家好吃的东西放在哪，进门就开了橱子拿，跟拿自己家的一样。我也大方，从来不过问，谁吃都行，因为我吃东西比较挑剔，也吃不了那么多零食。

      邻居家孩子太多，就分了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妹妹跟我睡一张床，我们有时会玩得很开心，有时闹别扭她就会跑到床下边睡，打打闹闹着就长大了，后来她考了海洋大学，留校任教了。我出嫁，跟老公来到了青岛。

    刚来农场那年我是13岁，上小学六年级，那时除了玩还是玩。放学回家倒是能先写完作业，然后借给同学抄，我写作业快是有秘诀的，应用题只做式子，答案从后边找到抄上就行。同学照抄检查，如果答案对不上，就会标记，我再重新做，唱着《池塘边榕树上》，听着老师吱吱喳喳的粉笔声，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溜走了。

      在学校里，上数学课时候总会紧绷着神经，不敢有丝毫走神，因为不知啥时就会被李老师点名起来回答问题，有些难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聪明孩子能回答，我就是其中一个。最怕被老师批评是熊熊的，外加上不屑一顾的表情。都喜欢老师说自己是棒棒棒的！因此数学课上是特别紧张认真的。语文徐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一笑起来眼都是弯的。她从不批评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找我们的优点，然后大加赞美。她虽有整齐的门牙，但笑起来却能露出后槽闪闪发光的钢牙。因此语文课我们是放松的。一张一弛，恰到好处。我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作文却写得极好，经常被作为范文朗读，因此徐老师总是夸我内秀。

      小时候我们的课间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跳皮筋我是跳的最高的，且技巧也是最好的，我能跳起来用脚趾尖分开并压下用一根食指撑着的皮筋，跳房子，叠罗汉，跳绳，打沙包，更不在话下。有时也跟男孩子一起弹玻璃球，弹瓦片，滾铁环，打纸宝，只要打翻对方的宝，就能据为己有了。为了不被别人打翻，我曾偷偷在宝里塞铁片，所以只赢不输。玩用猪蹄骨做的嘎啦哈，还有用手掌拍翻过来赢的纸牌，用三四个毽子玩杂技，依次抛到空中，落下来的时候接起来。为了装的下这些玩具，我总是喜欢穿有好多口袋的衣服，还总是强烈要求要做大的口袋，而姨妈总是说我像要饭的，嫌我兜子里总是鼓鼓囊囊的，一点也不利索。故意不做兜，省的看着心烦，而我也坚决不穿没兜子的衣服，不管它有多新。最终逼着给做上兜子才穿。

      那时的孩子们经常会被安排帮家里做家务，割青草喂兔子，剁菜，拌上青饲料和玉米面喂鸡，在大锅里将青饲料，玉米面，地瓜等煮熟，用来喂猪。印象中我家只养了一次猪，因为送走猪后我在空猪圈边哭了好多天，所以家里就再也不敢养猪了。养鸡还好，我是最喜欢捡鸡蛋的，姨妈说我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往外抠蛋，一听鸡咯哒一叫，我马上就带上工具飞奔取蛋，因为有时取得不及时，会被鸡啄碎吃掉。后来我自己也养过鸡，知道一旦缺钙鸡就会吃蛋，需要经常补充砸碎的蛤蜊皮或者小沙粒，帮助鸡们消化食物。它就不会再吃蛋了。

      农忙的时候孩子们会参与脱小麦粒，小麦带杆塞到机器里，麦粒就瀑布般涌出来，孩子们就负责把麦粒装到袋子里，那时也没有戴口罩的，窒息的感觉至今难忘，打完的麦秆需要垛起来，我就是垛顶上的那个，负责把大人用叉子叉起来的麦秆均匀地铺好，踩实，等垛好了，大人再抱下来。垛顶盖上防雨的塑料，等以后用来烧火，那时农村做饭都是大铁锅，烧农作物的秸秆或者割野草，捡树枝棍当燃料。

      那时机械化水平很低， 除花生是需要从地里刨出来，推到家里，再把花生果摘下来，等到带皮晾晒干了，还要一粒粒剥开，取出花生仁，或者直接吃，或者压榨花生油来吃。现在脱皮简单的多。只需几分钟，就能做到皮粒分离。只可惜会有些许碎掉的粒子。

    黄豆的打法是我独创，我会在黄豆堆上蹦蹦跳跳，把自己当做打豆棍。好多年后，村里的刘医生还会打趣我童年打豆的方式。

      和三两皮神，钻到玉米地里，生啃还没成熟玉米棒，甜丝丝，还挺好吃。拔还没长大萝卜吃，偷吃后担心嗝萝卜气，不敢回家，表面看上去老实本分的孩子终归还是孩子，也会有让大人哭笑不得的时候。跌跌撞撞地，孩子们都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