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转折期，在魏晋之前是中国书法的的源头，完成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种书体的演变，魏晋时期文人书家的的出现，开始了书法自觉化，并对书法主体进一步补充、丰富。

 1898年，王懿荣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由此揭开了在金文以前文字的神秘面纱，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空白。从殷商时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书体演变的重要时期，秦统一以后，虽令李斯等人整理文字，但其他书体并没有完全消失，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讲：“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魏晋时期完成了书体演变。史载，三国钟繇擅长三种书体：“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据历史文献及墨迹可证，楷书、行书、草书这几种书体经过东汉的酝酿之后，到王羲之父子出现时，楷书、行书、草书已脱离了隶书时代的影响，并进入成熟阶段。魏晋时期的书法已进入书法自觉化阶段。各种书体到魏晋时期臻已成熟，东汉末年，大量书家的出现，文人书画开始登上这一神圣殿堂，书法也由原来的以实用为目的转向纯粹的艺术性，且魏晋以后每个时期均具有其时代特色。

 晋代书法以气韵取胜，其中以王羲之父子最为代表；王羲之以后的百年间，成为影响南朝书法的主角之一，并逐渐侵染北方。唐伊始，太宗以帝王身份推崇王羲之书法，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使王羲之书法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确定了王羲之书圣地位。楷书方面，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均从王羲之的真书中走出，到颜真卿临摹王羲之，加入北朝刚烈之质，又加以华饰和放大，转妍为质；行书方面，王羲之行草书本身就蕴含着“平正”和“欹侧”的两个方向，以后成为帖学两大派系的策源地。智永、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蔡襄、赵孟頫、文徵明等继承其平和秀逸一路；王献之、李世民、欧阳询、李邕、杨凝式、米芾、董其昌、王铎等发展其欹侧跌宕一路。草书方面，从王献之到中唐张旭、怀素，将其纵逸一路向前推进，在中唐卷起狂草波澜。

 梁巘《评书帖》中有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每个时代的书法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摸索，探索出属于自己时代的书法面貌，且每个时代都有所差异，各具其时代特色。晋韵、唐法、宋意、明态是因为“区别”而美，并非“唐法”超越了“晋韵”，“宋意”超越了“唐法”，“韵”、“法”、“意”、“态”均为各时代特色的产物，之间没有可比性。

 唐代书法是继魏晋时期以后的又一高峰。唐代初期的书法风貌，是在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风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追求晋人的风气，促使唐人在法度的承继和完善上形成了新的目标。因此，唐人书法与晋人相比书韵不足，却通过各种努力将书法技法向前推进。比如唐太宗时代对王羲之《兰亭序》的复制与临摹，由怀仁所集字《圣教序》的复杂工程等，都体现了对传承技法的高度重视。于是，后世得出初唐犹有晋宋馀风，学晋宜从唐人入手，所谓晋人取韵，唐人取法之谓也。

 元代提出复古思想的书法集大成者赵孟頫，其书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学宋高宗赵构，兼学钟繇、智永，后由智永追溯二王，且得力最深，中年后又参李邕笔意，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其书法观主张向晋人书法回归，他反对学书从颜真卿入手，提出直溯东晋二王，并在实践中复古。他之所以提出这种主张有其时代背景。

 北宋灭亡，不仅丢掉了半壁江山，还使艺文遭到了重创，内府、私家所藏历代图书文籍乃至书画经典大量被劫，士大夫们的进取心也一落千丈，书法大伤元气，虽然高宗赵构欲复古振兴书坛，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南宋四家”的艰苦探索，吴琚、张即之、赵孟坚等一批书家也有上乘表现，但始终因国力不济，已无法再现北宋书法的辉煌。元代又是少数民族统治，赵孟頫对此深有感慨：“书法不传已久，楮军毛颖向谁陈”（赵孟頫《松雪斋集》），在此背景下提出上述理论，旨在恢复北宋书法繁荣。

 赵孟頫在《兰亭序十三跋》中提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他还提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他认为笔法第一，字形第二，是书法作为传统艺术得以传承的重要条件，还认为结字可以通过用功达到，结字可以因人因时而异，而用笔是不变的。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元代书家，而在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书法实践的箴言。赵孟頫之所以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而且是在《兰亭序》跋里提出，说明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他是针对《兰亭序》提出的。随着书法工具、书法样式的不断完善，书法的笔法也在不断丰富。“魏晋之后不可学”的说法也只是后人对此观点断章取义的理解。

 明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样式成熟期，明以前主要是翰扎、手卷、团扇、条幅等，明代又增添了折扇、长卷、中堂等，晚明还出现了对联，样式不断丰富。宋代虽然早已有了装裱悬挂欣赏，但是没有形成风气，由于明代将捧在手里展玩的形式逐渐变成挂在墙上欣赏的形式，且逐渐成为一种风尚。视觉方式的改变，在增加了书法形式美的同时造成笔法不精，审美内涵的减弱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在书法形式发展上毕竟是积极地，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装饰效果的需要，大幅巨制作品的出现，以前的书写方式并不能满足当时书写的需要，书法工具在不断更新，而书写笔法也在不断创新，线条也在不断丰富。

 由此可见，“魏晋之后不可学”这种观点是不完全合理的，它仅仅是后人对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断章取义式的理解。纵观中国书法发展史，魏晋以后历朝历代书家对书法用笔及样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因此，今天我们在学习书法的时候，不能被“魏晋之后不可学”这种观点所影响，忽视对魏晋以后书法的研究和学习。我们既要学习魏晋以前，还要学习魏晋以后，使得书法的学习过程具有完整而连贯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