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器》的五人组里，陆则铭是最早跳出体制的人。
九十年代初，他从检察院辞职下海创办个人律所，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这就是“下海捞钱”的投机行为。
放着稳定的公职身份不要，跑去做个体户一样的律师，无非是想钻法治重建期的规则空子，靠关系揽案源赚快钱。
可剥开时代的偏见就会发现，他走的这条路，从来不是靠钻营谋利的捷径，而是那一代法律人在体制之外，为追求职业自由、探索法律事业另一种可能性，踏出的全新路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律师行业，还完全处在体制的襁褓里。
所有的法律顾问处都是司法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律师是拿着固定工资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接什么案子、收多少费用，全由单位统一安排。
律师没有选择案件的自由，更没有独立决定辩护策略的空间，很多时候办案要服从行政指令，根本谈不上完全独立的职业判断。
陆则铭在体制内做了几年律师，见过太多无奈的场景。
明明当事人占理，却因为行政干预不能全力辩护；明明能帮当事人争取到合法权益，却要受制于单位的层层审批。
他辞职创办个人律所，最核心的初衷，就是想拥有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职业自由：不用看行政指令办案，不用为了体制内的人情妥协，能凭着自己的专业判断，为每一个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
他的律所盈利模式，从一开始就和投机钻营划清了界限。
九十年代初很多下海的律师，靠的是勾兑公检法关系、打价格战揽案源，甚至靠给司法人员返点换胜诉结果。
陆则铭从创业第一天就定下了三条死规矩：不接靠人情勾兑才能办的案子，不为了胜诉给司法人员送钱，不做低于服务成本的低价竞争。
他把自己在检察院积累的刑事辩护经验做成了标准化的专业服务，专门接别人不敢接的疑难刑事申诉案件，靠实打实的辩护效果攒口碑。
他推出的“案件全流程可视化服务”，把每一步辩护进度都明明白白告诉当事人，在当时混乱的法律服务市场里，硬生生靠专业能力杀出了一条路。
没几年，他的律所就成了全省口碑最好的刑事专业所，很多当事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根本不需要靠投机钻营找案源。
他的商业探索，本质上是对法律事业边界的另类拓展。
在那个所有人都觉得“做法律就得进体制”的年代，陆则铭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律师不只是体制的附属品，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手艺人，靠专业能力堂堂正正立足。
他的律所后来招了大量从司法系统辞职的资深法律人，给他们提供完全独立的执业空间，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办案。
他还自掏腰包设立了民间法律援助基金，专门给没钱请律师的蒙冤当事人免费代理，很多当年在体制内推不动的申诉案件，靠着他的民间身份和专业能力，最终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陆则铭从来不是什么逐利的商人，他只是在法治建设的浪潮里，选了一条体制之外的路。
他没有像陈一众那样回到高校做学术，也没有像张丽慧那样扎根边疆基层，却用市场化的方式，守住了法律人的独立职业尊严。
他追求的盈利，从来不是靠钻规则空子赚快钱，而是用商业的方式，养活一群有理想的专业法律人，让他们不用为了五斗米折腰，能心无旁骛地为当事人争取公平正义。
这是那一代法律人，在体制之外，为法治事业趟出的另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