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是个瘦高个儿，有一米七多。在那个物质与观念同样贫瘠的年代，她活得像一株逆风生长的植物，自带一股不管不顾的泼辣劲儿。她抽烟，也打牌，她是二嫁来到我们家的——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她在那个崇尚“从一而终”的乡土社会里，成为一则不大不小的传奇。
她的前夫那边还留着六个孩子。寻常女子大抵会选择咬牙忍下去，为了孩子耗尽最后一滴骨血，但她偏不。她舍得下，也走得开。她的人生信条里，似乎从来没有“委曲求全”这四个字。她活得真实又自我，懂得在荒漠里为自己凿井，更懂得在沉没前，果断弃船。
她的名声很复杂。在有些人嘴里，她能干得不得了；在另一些人嘴里，她又“不像个样子”。她当妇女主任那会儿，真真切切地扛起了“半边天”。那时节，空气中还飘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训，可她就能写一手极其漂亮的好字。这笔墨功夫，一度给她招来祸事，被批斗成“资本家小姐”。然而她骨子里流淌的是贫农的血，这顶帽子扣得名不正言不顺。更绝的是，在那段风声鹤唳的岁月里，她竟偷偷学会了用左手写大字报，一直藏在暗处执笔，从未被发现。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惊觉，她原来左右手都能挥洒自如，仿佛身体里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
奶奶还有一门快失传的手艺——打幡。那是土葬年代为逝者引路的一面旗帜，讲究极了。剪裁的纸条必须一气呵成，中间绝不能断，一断便寓意不祥。我童年时，总见她操着一把巨大的剪刀，寻常的白纸在她指尖翻飞、缠绕，顷刻便化作灵动繁复的纸花，素洁又盛大。那剪刀在她手里，仿佛有了生命。如今，世间再也寻不见那样精美而充满灵气的纸花了。
她对自己，是极尽疼爱的。爷爷辛辛苦苦挣钱，她便潇潇洒洒地花。爷爷节俭，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计算着花在刀刃上；奶奶却不同，她追求时髦，吃穿用度都舍得。即便过了八十岁大寿，她仍定期光顾理发店，要把头发染得乌黑，烫出时髦的卷儿。有一段日子，她腿脚不便出不了门，便在每个周末派我去市里，专门为她采购那种印着大朵牡丹、姹紫嫣红的亮色衣裳。剩下的零钱，自然就成了我的跑腿费。
自弟弟出生后，我便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走到生命尽头时，意识都已模糊了，却仍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怀里那个藏了一生积蓄的小布包攥得死紧。谁哄她都不肯松手。姑姑伏在她耳边，轻轻说：“妈，您孙女回来了。”话音落下，她那紧紧攥着的手，倏然就松开了。像是终于交完了最后一桩差事，了她最后一个念想。她就这样睡过去，再没醒来。生前没受什么罪，儿女也都孝顺送终——这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安享晚年，功德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