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列。最近我不再是闲人，哪怕是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但我不是。就像别人说某些人是“无业游民”，他说“不是”，别人又问“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自由职业者”。
不管怎样，我今天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不管是笛福还是北岛之类，我不想，也不去苛求。我要讲的故事的开始，是我爷爷讲的。他是被我太爷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噎死的。
很多年前，在斐迪南或笛卡尔那时，亦或是什么时间，有这样一个无聊的人，做了一件无聊的事，却被奉至高位。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管不了它，它也管不了你，否则怎会是这样？你看，我又讲歪了。我要讲，不是拿马桶或井盖当艺术品，那不是，或至少，表面上不是。那不是这样的时代。可做了这样的事，又或者是什么“英雄”、“伟大”之类，怎么会这样呢。有一个人，我的祖先——也有的说法是我的祖先便是那无聊的人——反正与这有关，又或像毕加索的画那样难懂吧，这事迹便记在了我爷爷头上。鬼知道那是什么事呢，反正有人会帮你说出来的，又可能是编出来的，可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这句话被彻底扔掉、蔑视、撕碎，揉烂后丢进垃圾桶里的时代，这件事便再次出现，横在我爷爷和整个家族面前的路之前，阻挡下来，又被挑起。挑起这事端的是领导们，什么领导们呢，谁知道，谁又会知道呢？我爷爷就这样成了众矢之的。那时孩子们还小，反正，他们认为，爷爷的帽子有好多呢，礼帽、草帽、牛仔帽……为什么还要呢？领导们真是太热心了，都有点过头了——这帽子有点太沉了，压的我爷爷喘不过气来，那唯一的荣誉（抑或相反），便成了他眼中的最后。
他是在庙会的后街被人发现的，嘴里还留着那烈士证明书的渣。那些人简直是疯了，在撕出他的肠子，把那尚未消化的剩余的小纸片取出来，再吐上一口痰。孩子们很好奇，那到底是什么呢。没法说，就像梵高割耳一样，没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