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看许鞍华导演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汤唯演萧红，那时正值我人生聒噪期，二十岁，对一切充满反抗。
三小时的电影，像小说的平铺叙述，像散文的优美，也像诗般隐含苦难的表达，那是多么萧条的人生，却又多么饱满的人生，即使短暂，也足够尽情，我想文学家如她，就该去诚挚地爱着，她爱得极端又丰盈，满溢而不留余地。
她在日本疗养时写信给爱人萧军，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九年前又看电影《黄金时代》，重新回味她，真是孤冷的女子，清寂的女子，精神澄清的女子，坚硬的女子。
八年前未再看电影《黄金时代》，搜集了她的许多文字作品来看，看了《生死场》，看了《马伯乐》，看了《呼兰河传》。
在一些琐碎的叙事中，我才看到后面的一句话：
「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中过的。」
这笼子，是时代，是父权压迫，它们共同构建出她骨子里不断翻涌的苦痛、挣扎和寂寞。
我读过这样的话：男性与女性的寂寞是不同的，男性的寂寞需要、也是能够往外遣送的，女性不是，她们是往内心的黑洞里吞咽。
萧红的语言是儿童式的，但她的文学张力也源于用这样儿童式的语言来描述她苦难的一生，这种极端的反差填充了她思维的疆域。
比如《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她像极了一首寂寞的诗歌。女人是她的读者，荒原中的树是她的读者，深海的鱼是她的读者，开遍悬崖的花也是她的读者。读她绚烂中潜藏的死亡气息——一种自戕式的壮美、一种血红色的浪漫，用尽全力的盛开，然后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今年有幸翻读她的散文集《我的血液里没有屈服》，其中我最爱《祖父死了的时候》与《回忆鲁迅先生》这两篇。
前者照惯例以一种幽童式表达陈述祖父的死。
她说，「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
她说，「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栗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我落下泪来，感受到深邃的哀伤，念起我那死前如枯枝般、没了牙的、老老的祖父。
但我的祖父于我来讲，虽念兹在兹，终究不是动荡我人生的核心力量。
她的祖父，却是战乱年代、母亲早逝、父亲暴虐下，唯一的情感溯力，祖父的死，已超然于死本身，更是一种使她心灵的崩塌，像装满糖果的陶罐，倏然碎掉。
她生于苦难，长于苦难，或说，苦难像厚重的茧，沉密地裹住她墨迹斑驳的影子，她看向自己的苦难，也看向他人的苦难，时代的苦难。
后来我读《回忆鲁迅先生》，那本是对鲁迅先生去世前最后一段时光的描述，但她并未用大墨来书写周先生本人，却把悲悯的、怜爱的、尊敬的目光投向周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
她如何调理着丈夫生病后失序的生活，如何掌控着自己的行动，如何陪伴着照顾着周先生，如何招待客人如何兼顾姨娘们的工作，如何又忙中抽空为海婴公子织几件毛衣。
鲁迅是时代标签，人们赞颂鲁迅。却少有人在这样惯来由男性所构建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去关注默默无闻的、平静陪伴着的许广平女士。
萧红并不过分关注阶级斗争，她关注人的情感本身，就像是在一片无尽的硝烟与废墟中，她独守着一朵心灵之花的开放。
她的文学与其说是观点的表达，不妨说是情绪的延伸，因而能够使我在这样难得的女性视角中，窥探着许女士的朴素与坚定，使我从这样的女性视角中，读出相濡以沫读出从前车马慢，读出一种临危不惧与优雅，知性与坦然。
戴望舒在萧红的墓前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她的一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生，因而在不断反抗中寻求自由，她逃婚、她被抛弃、她的孩子夭折，尽管做笼中斗，她也坦然承担一切苦厄，她的声音，便是鲁迅先生所喻的在黑夜里敲击城堡的铁墙所发出的声音。
当然，她也享受这样极端的自由所带来的情感释放。她与萧军炽热地相爱，蘸着小撮白盐分吃一块黑黑的列巴、在小餐馆里用新得稿费“阔绰”地要了一碗牛肉汤配几个小菜。
我想，文学家是应当抱持“伤痛中执拗的种花人”的品性的，至少，是该有些生命力的。
鲁迅之于萧红，是文学上的导师，又是人生中的知己。他们是在鱼烂土崩的年代里试图翻越铁栏的伙伴，他们的文字带血带毛，他们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极致的愚昧又展示民间极致的挣扎。
因而她的文字里，生命有时如蓬草般低贱，有时极端到令人触目惊心，有时缠绵哀婉，琐琐屑屑。
如书名所言《我的血液里没有屈服》，萧红，像是喧哗世界中一本薄薄的、落了灰的经书，外表幽静、淡然，却又在灵魂深处充满浓郁的思辨与拮抗，对抗平庸，对抗懦弱。
随她，我去向深刻而凝重的时代，随她，我的心灵也缓静下来，将皱巴巴的纹路撑开，端详，并用心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