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每个村几乎都有一两个“名头“特别响的“傻子”，现在少见了。一是近亲远亲结婚的几乎没有了，二是地方政府也有一些收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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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村里有两个傻子，一个叫杨淑成，一个叫杨年。​杨淑成有两大嗜好：一是说快板，夏天纳凉的时候，他的快板一打，大家立刻聚拢而来，快板词记不清了，但即兴而作、朗朗上口，有时我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精神有问题。他的另一个嗜好有点“龌龊”，四乡八里的疯女人一进村，就被他迎进自己的家，几天后，他会站在大街上破口大骂村干部，把他的女人用拖拉机拉走了。有一件事我确认他真的脑子有问题，过年的时候，我们跑进他家里，黑咕隆咚的墙壁上贴着喜气洋洋的红贴，赫然四个斗大的毛笔字：肥猪满圈！杨淑成活到61岁，是摔倒在路边的水沟里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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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年的故事不多，人很老实本分，有点好吃懒做。那会村里经常有死掉的瘟猪被埋掉，杨年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挖出来，运回家，腌起来，慢慢吃…有过两次食物中毒，都挺过来了！后来听人说，他做饭的时候，灶房起火，被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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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快速发展，昔日的“傻子”少了，但一些所谓正常人，同样患上了精神贫瘠、理念丧失的现代“傻子”病，是不是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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