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生的《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2014年第一版），我曾大致翻過兩遍；這幾天又將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嶽麓書社.2010年第一版）翻了翻。我對哲學史沒有太大的興趣，最初的想法是略微瞭解一下各個學派的基本觀點與傳承脈絡，以便爲日後讀書提供參考；順便也看看前人治學的方法。古人云：“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我看他的“鴛鴦”，還要偷他的“金針”。傳承脈絡另述，這裏主要是想聊聊二人著史的差異。
據芝生言，適之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構成了《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主要部分，而餘者爲講課時陸續添加，是以“功力深淺不同”。（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2009年第一版.238頁）參考《先秦名學史》，這個說法大致是對的。而芝生之書於各家用力較均，方圓皆備。誠然，方圓皆備未必勝於有所裁取，但既名“哲學史”，中國也並非除“名學”以外便無可述之哲學，那用力還是均勻點好。適之之書將荀子獨立成篇，而孟子只作爲《荀子以前的儒家》一篇中的一個章節；就算是想有所側重，也沒這麼個側重法。
承上所述，適之大概是有幾分偏見的。龍蓀（金嶽霖）稱適之爲“美國商人”（三松堂自序.253頁），雖然有些刻薄，但也讓人覺得很合適。如他在書中直斥劉玲爲“達觀的廢物”（3頁），稱“別墨”爲“當時的科學家”（233頁）；大抵近於龍蓀所言：“對於他所最得意的思想……一定要把它們安插到近代學說裏面。”他論述先秦學術終結的原因四條，條條針對“名學”而發，以爲某某原因在，則“名學”難以發展。這幾乎是以“名學”作爲中國哲學的代名詞了。相比之下，芝生還是要公允一些。
之所以說“公允一些”，是因爲我覺得芝生也是有一點偏見的，他似乎有點以儒家爲尊的味道。適之將哲學史分爲古代哲學、中世哲學、近世哲學三個部分，中世哲學又分自漢至晉、東晉至北宋兩個時期；也許可以商量，但比芝生籠統分爲“子學時代”、“經學時代”要合理得多。佛學豈可強行塞入經學裏？李零先生說“胡適講諸子平等，是真正的平等”，這一點我不太認同；但說“馮氏講諸子，‘衆生平等，唯我獨尊’”（見《去聖乃得真孔子·前言》，版本頁數我懶得翻了），我覺得很恰當。
蔡元培先生說適之此書有四大優點：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如前所述，後兩個大概可以商量。所謂“扼要的手段”，是指“截斷衆流，從老子孔子講起。”（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序）可謂開風氣之先。還有一點，古人類似著作，多採用註疏形式；而適之將正文用大字頂格寫，引文用小字低一格寫。這算是五四時期的風氣，以“我”爲主，不以古人爲主。（三松堂自序.240頁）
至於“證明的方法”，我認爲是適之此書最大的優點。有此一點，足掩其瑕。適之每論一人學說，必詳言其時代背景與人物生平；而芝生所論則較爲簡略。適之哲學史《導言》一篇，詳細說明史料的種類、審定與整理（6至21頁）；其下各篇，必言明依據哪一則材料、如何整理材料、得出什麼結論。這是闡明治學的方法。又如《墨子》篇談讀《墨子》的次序（115頁）、《荀子》篇談《荀子》的版本（231頁）；這是指點讀書的門徑。看來這“金針”不用“偷”，他直接送你了。而芝生於此二者，則多闕如。不談史料的種類與審定，或許在於芝生之書在適之之後，居前者所論較詳，居後者便不必贅言。至於其他，誠芝生不如適之處。
雖然如此，適之對於史料的審定與選擇，似乎存在一些不足。縱觀全書，適之總給我一種感覺：一篇材料只要有不合理的地方，那一定是假的。其實未必——很可能只是真僞夾雜而已。而他又論述《詩經》中記載的某次日食與近代科學家推算的時間相同，認爲“《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的國政、民情、風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價值了。”結論雖然沒錯，但未免武斷。
此外，適之如認爲某則材料應當存疑，則一概棄之不取。是以他不承認先秦有“名家”，只承認先秦有“名學”；由是言之，孔子、荀子、莊子、別墨等皆各有其“名學”。他也不承認先秦有“法家”，只承認先秦有“法理學”。而芝生常認爲雖然某則材料應當存疑，未必即某本人所說，但以之代表某人學說，則不無不可。（參見《中國哲學史》207頁）這只是方法的差別，因爲這個差別，卻造成了兩部哲學史一個極大的不同。適之認爲老子在孔子之先，而芝生認爲老子其人或在孔子之先，《老子》其書則當在孔子之後。適之不承認，以爲證據不足，並且有一句玩笑話：“如果證據足了，我爲什麼反對？反正老子並不是我的老子”（三松堂自序.245至246頁）。如果從結論來看，大概芝生是對的；但是我認爲這兩種方法不分優劣。
可以分優劣的，我覺得有一點。適之幾乎是認爲“僞材料”毫無價值。而芝生認爲，此雖“查無實據”，但“事出有因”，如果能找出事出何因，大抵可近於黑格爾“正-反-合”三階段中的“合”。（中國哲學史.1至2頁）如題名“某子”的書，適之認爲“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6頁），而芝生認爲題名“某子”代表某學派，古人也沒有說一定是某子寫的（三松堂自序.246頁）。鶴壽（陳寅恪）先生說“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中國哲學史.892頁）芝生於此可謂獨具卓識。“查無實據、事出有因”，大概就是他的“金針”了。
相比適之重史料，芝生更重哲學。其《緒論》先講什麼是哲學、次講什麼是哲學史，論述頗爲詳盡；而適之只是一筆略過。按芝生的話說，這是“宋學”與“漢學”的分別（三松堂自序.248頁）。但芝生多借用西方名詞來說中國哲學，下卷尤甚；對於不瞭解西方哲學的人來說，常見之懵然。龍蓀在其《上卷》的《審查報告》中曾提出一個“空架子”理論。據劉夢溪先生言，這個理論影響了《中國哲學史·下卷》。鶴壽先生對芝生的《上卷》讚賞有加，對《下卷》的內容卻不著一字，只言唯識宗、新理學，最後說自己的看法是“舊酒”，想裝在新瓶子裏“以求一嘗”。（中國哲學史.900至903頁）卻又不說芝生所述便是“新酒”。想來是不太認同。李零先生稱芝生“子學做成經學，經學做成理學，理學做成新儒學。書越寫越大，路越走越窄”（《去聖乃得真孔子·前言》）。也許有點偏頗，但也有幾分道理。這大概就是芝生的不足了。
戊戌五月十五至十六
Ps.我觉得我选这个题目就是自己为难自己；写了半天还是不太满意；也懒得改简体了。凑合着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