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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中国近代史》至17%
自中国通欧洲陆道凡四：北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一也；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咸海、里海）间，二也；自天山南路逾葱岭，三也；南经前后两印度西北行，四也。四道中，北道最荒凉，直至俄人据西伯利亚筑铁路而后大开。自蒙古迄两海间为游牧人种荐居之地，匈奴、蒙古侵略欧洲实自此道，两洲之声教文物由此相接者，希焉。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天山北路，既阻之以大沙漠，川边海藏又为世界第一高原，越此相通，实云艰阻。安南虽为中国郡县，而暹罗、缅甸，开化皆晚，且中国文化，古来亦迄在北方至南方渐即开明，而安南已离去矣。故中欧虽陆地相接，然其关系反至海洋交通之世而后密也。
海道自地中海、黑海出波斯湾，或自埃及出红海为自古贾舶所由，然是时航海之业尚未大盛，至近世此道沿岸悉为土耳其所据，而西人航海之业转于此时勃兴，遂不得不舍旧有之道，而别觅新路，其究也，海路之新通者有二，一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一则经西半球东来也。此时欧洲文化亦骤进，其与我相异而足以相资之形大著，于是东西交往有如一家，而世界风云影响且及于亚东之古国矣。
其自陆路东来者，则为俄罗斯。俄盖《唐书》之遏罗支也。〔《元史译文证补 · 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上阿罗思云：“今官私文书定称为俄罗斯，详审西音似云遏而罗斯。”“遏而”二字滚于舌尖一气喷薄而出几于有声无词，自来章奏纪载曰斡罗思、鄂罗斯、厄罗斯、兀鲁斯，直无定字。又曰罗刹、罗察、罗车、罗沙，则没其启口之音，促读斯字，变为刹察，岐异百出，有由来也。其族类曰司拉弗哀（斯拉夫），既非乌孙，亦非羌种。佛书罗刹尤为拟不于伦。其国名最晚著而族类之名则早见西书。俄史释司拉弗哀，义谓荣耀，欧洲他国，则释为傭奴。《瀛环志略》谓唐以前为西北散部，受役属于匈奴，最为近似。元人所谓林木中百姓是也。唐季此种人居于俄，今都森彼德普尔（圣彼得堡）之南，旧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邻为瑞典、挪威国。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此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国人释之曰遏而罗为摇橹声，古时瑞典、挪威国人专事钞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是称。是说也，俄人所不乐闻。愚案《唐书 · 回鹘传》：“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一万四千里……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遏罗支即遏而罗斯异译。结骨人皆长大赤发，晳面绿瞳，亦见《唐书》，正是白种形状。司拉弗哀盖先为遏罗支所征服，而后柳利哥君之，故犹蒙其旧称，释为橹声，语涉附会。俄人之不乐闻，未必尽由自大也。〕
唐懿宗咸通三年（ 862 年），有柳利哥者始建诺佛哥罗特，后嗣渐拓而南迁于计掖甫，居黑海之滨，行封建之制，蒙古兴而俄为所征服，地属成吉思汗长子拙赤。拙赤死后，其长子拔都实为之共主，西史称为钦察汗国。明英宗天顺中，俄人叛蒙古，时钦察汗正统已绝，支庶纷争，遂为俄人所乘，次第破灭，时当宪宗成化中，约与葡人之绕好望角而至印度洋同时也。俄人既复西疆，复思东略，收抚可萨克族以为己用，遂东侵西伯利亚，于是托波儿斯克（万历十五年， 1587 年）、托穆斯克（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叶尼塞斯克（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雅库次克（崇祯五年， 1632 年）、鄂霍次克（崇祯十一年， 1638 年），相次建立。至崇祯十二年（ 1639 年），遂抵鄂霍次克海，又欲南下黑龙江，而清俄之交涉起矣。
初，利玛窦等之传教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习华语，通华文，衣食居处，一如华人，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年），教皇命铎罗赍密令至中国禁之。铎罗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与中国不相中，迟至四十六年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从令者皆去中国。圣祖大怒，执铎罗致之澳门，命葡人锢之，后以幽愤死。康熙五十六年（ 1717 年），碣石总兵陈昂以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洋船所汇，同类勾引，恐滋事端，乞依旧例严禁。许之。世宗雍正元年（ 1723 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皆改为公廨。明年，两广总督孔毓珣以澳门地窄难容，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 1785 年），西人巴亚央等因私行传教，刑部审拟监禁，奉旨以情实可悯释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数已逾三千，乞著为定额，余额者悉令归国，皆从之。先是 1718 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尝发令，处不从 1704 年之令者以破门之罪，使嘉禄至中国行焉。嘉禄知其不可，别以己意加八条于令后以调和之，教皇不谓然。 1721 年（康熙六十年）及 1724 年（雍正二年）再发令申明 1718 年令意，于是在华教士不得复顺中国之俗，华人畏恶愈深，川楚教乱后，尤视异教如蛇蝎。仁宗嘉庆十年（ 1805 年）御史蔡惟珏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适广东人陈若望为西人德天赐送书函地图至山西，事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及余任职教会之华人皆遣戍伊犁，教会所刻汉文经 31 种悉销毁，教禁益严矣。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仁宗以嘉庆二十五年崩，次子旻宁立（本名緜宁），是为宣宗。宣宗在清代诸帝中，最称深于汉文，或曰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迹尚能留心，自不敢欺慢矣。此说未知确否。要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为任小数，拘末节，则事实也。宣宗中叶后，相穆彰阿。五口通商之役，一意主和，论者多目为权奸。然清朝实无权臣。如穆彰阿者，亦不过坐视宣宗之颠倒而不能匡正者耳。宣宗未尝不思振作，然无康、雍之聪明，而思学其举措政令，朝更夕改，举棋不定，此其所以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