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花马
鲁迅说：“最深的绝望，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对于一个人而言，于绝境处找到一条逃生之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才会说：“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陶渊明、苏轼、悉达多是同一类人，对于他们来说，都看透了这个世界。看透世界之后，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某种教条，也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某种体制，他们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缚，而是把自己交给了自然，交给了宇宙，交给了不可知，然后，自己承担自己的生命，自己享受自己的生命。
苏轼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浩然不见其涯，的确，像苏轼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千载而下，依然是许多人心头的一轮明月。
陆续读了腾讯“大家”推送的几组祝勇写苏轼的文章。第一组，“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在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时代，苏东坡却度过悲剧一生》、《苏东坡走出监狱，他身后是大宋深不可测的政坛》。第二组，“人生如蚁”：《从事农业生产的苏东坡，真的快乐吗？》、《苏东坡的人生也没有近道可抄》；第三组：大江东去；第四组：不合时宜；第五组：四海兄弟。关键词：一个伟大生活家、艺术家的样本。
资料显示，祝勇，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一股风尘深处的沧桑感充盈于字里行间。但这几组文章的笔触又是淡淡的，像是在一个风也萧萧，雨也萧萧，醒也无聊，醉也无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雨夜，一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起一个老朋友，深情，而又克制。
一千年前的大宋王朝，那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吗？
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宋代的城市规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两宋的首都汴梁和临安，据称都有百万人口，当时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15万人。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钱钟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总结说：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
宋朝不杀士大夫？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新天子即位.....恭读誓词......碑中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个规定，在北宋确实是执行的，但到了南宋，尤其是南宋开朝皇帝宋高宗赵构，在位36年，开过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岳飞、张宪和岳云。
所以，跟汉朝比，宋朝无内乱；跟唐朝比，宋朝更繁华舒适；跟明清比，宋朝更开放平和。
无怪乎蒋勋说：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读圣贤书，所学何学？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苏轼：与天地等量齐观的眼界看人世的幽微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意思是，华夏民族上下数千年，只有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是最具有高尚人格的文学天才。从1101年苏轼去世，到王国维身处的民国初年，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一个人和这四个人相提并论。
在这四人中，我又最喜欢苏轼，他几乎是数千年来，中国文人最具理想人格和灿然成就的完美偶像。
胡兰成第一次夸张爱玲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中国从苏东坡以来，文人都少有那种天真，那种与天地等量齐观的眼界，要先从那里生出慧眼，再回头来看人世的幽微，而不是一头栽进个人的苦闷里。我以为一两个世纪也造不出几个有这样文采的人，更万万没有想到这等文采竟然是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手笔。
与天地等量齐观的眼界，这正是我特别喜欢苏轼的因由之一。
可是，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被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
我曾从那些传诵不衰的诗词佳句中，从文人墨客的注解释义中，从叶嘉莹蒋勋康震的评说中，从林语堂的传记中，从清风明月大江大海的横流中，试图去了解和接近苏轼。究竟，他是如何从宦海沉浮，命运多骞中完成从天之骄子、贬谪官员到自由灵魂、伟大人格的转变的呢？
白衣秀士：他从眉山来，惊艳了古今上下…
话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立宋朝，史称太祖，江山马上取，却不能马上治，太祖杯酒释兵权，意在打造一个文治王朝。
高中历史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目：
正确答案是D，国家调整了用人方针。
调整用人方针，建立文治王朝，最重要的途径是科举考试。宋朝的科举扩大了科举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断齑画粥，坚持学业。他们都是通过科举入仕，成为朝廷要员，文化巨人。
所以，钱穆先生说，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元1056年，苏轼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出川，穿剑阁，越秦岭，长途跋涉去东京汴梁参加科举考试。
那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光辉璀璨的年份。
主考官是一代宗师欧阳修。欧阳修在读到苏轼的考卷文章时十分赞赏，但又认为除了他的学生曾巩谁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为避嫌，将该考卷确定为第二名。然而，打开考卷名字后一看：眉山苏轼。
欧阳修就这样邂逅了苏东坡。他对这位青年才俊十分欣赏，大力推荐。他说：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他又对自己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我欧阳修的名字，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
斯时，以欧阳修在当朝的政治地位和文坛领袖的身份，这样高的推崇评价，苏轼又怎能不名动天下呢？这里有苏轼的钟灵毓秀，更有一代宗师的博大襟怀。
就在嘉祐元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辉耀史册的唐宋八大家，至少四位在这一年风云际会，他们是欧阳修、苏轼、苏澈、曾巩。（当然，八者其一，还有带领两兄弟出川应举的苏轼苏澈的父亲欧阳洵。至此，唐宋八大家，宋朝的六个席位，只差王安石。）
可是，也恰在这一年，苏母去世，苏氏父子遂回乡服丧。三年后，当他们再回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王朝最高级别的人才选拔考试——制举考试即将举行。
制举考试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参加制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制举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中，只举行过22次制举考试，考中制举的大约40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一千倍。
宋仁宗嘉祐六年八月（1061年），苏轼以所作五十篇策论通过制举考试，宋仁宗与司马光等考官将苏轼点为制举第三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呢？按照宋代制举等级的惯例，一、二等都是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算是不及格。自从北宋开设制举以来，只有一个人通过第三次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大事。这一年苏轼26岁。
所以，苏轼在自己人生的初始阶段，可谓少年得志，名满天下，这样盛极一时的风光，是无数文人汲汲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荣耀。
乌台诗案：因言获罪的经典案例
学而优则仕。苏轼的第一个官职是陕西凤翔的判官，对于26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高起点。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任满回京。然而，就在这一年，他的夫人王弗去世，第二年，苏洵去世。苏氏兄弟再次回川，归丧三年。
这期间，公元1085年，英宗去世，神宗继位，朝堂更迭。
苏氏兄弟再一次回到京城之时，正当划时代的大事件“王安石变法”，帷幕拉开，风云激荡。但，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他希望能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于是，他和政治狂人王安石之间，势成水火。
作为折中，宋神宗将苏轼外派为杭州通判。这一年，他36岁。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他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通过年代简谱可以看到，这时期履任各地的苏轼，他勤政爱民：杭州，访民间疾苦，解运河堵塞；在密州，率领民众,灭蝗减灾；在徐州，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
他写下经典诗词（节选部分）：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江神子·江景》：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彫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所以，外放八年， 苏轼的成绩单闪耀着四个金光大字：政通词美。
可是，这样的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朝堂上的嫉妒者，怎么可能乐见其成呢？那个写过《梦溪笔谈》的沈括早已妒火中烧，御史中丞李定则无法忍受地方百姓对苏轼的爱戴赞扬。
于是，早在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沈括就到杭 州找到苏轼，曲意叙旧，拿走了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44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在朝堂急遽，直指湖州的他。
该时，朝中大臣，先后上书何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御史中丞李定给苏轼定了四条“可废之罪”，断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神宗下旨，将苏轼的案子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御史台李定立即布置派遣人马，日夜兼程赶往湖州，将苏轼缉拿进京。
“乌台”，就是御史台。御史台的大门向北而开，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乌鸦在低空中回旋，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苏轼此次诗文获罪，史称“乌台诗案”。
《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五花大绑拖走之际，一家老小哭天抢地。苏轼慌乱难过，但依然不失文人本色，他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来：当年宋真宗招揽贤才，有人推荐诗人杨朴。宋真宗立即召见，让杨朴作诗。杨朴说不会，真宗问：你临走的时候有人作诗送行吗？杨朴说：没有，只有我老婆写了一首绝句，说：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家了。苏轼安慰苏夫人说：别难过了，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首诗送我？苏夫人不禁含泪失笑。（画面喜感，诙谐幽默是苏学士一生的性格底色，尤其是猝临困境之时。）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样概括乌台诗案的起因：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
御史台怎么审这个案子呢？首先，将苏轼公开过的诗文全部收集起来，选出一百多首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其次，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公文，务必上交个人手中所有苏轼的诗文，不得隐瞒。结果短到一张便条，长到一首完整的诗统统上交御史台，仅杭州一地就上缴了数百首之多。然后一首一首地拿出来，让苏轼自己解释一首。展开车轮大战，除非苏轼对诗歌的解释符合他们的心愿，否则就没完没了。
这手法好熟悉是不是？对，刑讯逼供。
《石林诗话》《闻见近录》记载，有一天，宰相王珪忽然对神宗说：苏轼对陛下确有不忠之心。神宗说：为什么这么说？王珪拿出苏轼一首题为《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的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指着后面两句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就是不忠吗？神宗不以为然地说：诗人之语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他不过是描写桧树而已，不关我的事。翰林学士章惇解释说：龙并不惟独指国君，作臣子的也可以自称龙。神宗说：自古自称龙的人多了，如诸葛孔明自称卧龙，他并不是国君。下朝以后，章惇问王珪：你是不是非得让苏轼家破人亡才觉得高兴？王珪说：这都是舒亶出的主意。章惇不客气地说：舒亶舒亶，他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章惇后来评论王珪的卑劣行径说：无所顾忌地诬陷残害他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据说，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这些文件的由来是，北宋靖康元年（1126）官员携带珍贵文件向杭州逃难途中流入民间，后被有心者收藏。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林语堂说，因为苏轼措词精炼，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才能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
用我们法律术语来说，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苏轼诗词对朝政的评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又如今天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那么，苏轼的诗文，究竟有没有一首可以导致杀头之罪呢？苏轼不过是个做过几任地方官的诗人，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看问题虽然比较尖锐，有时候失之片面，再加上文人习气，喜欢在诗里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传来传去，造成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舆论，仅此而已。
不过，想杀你的头，还担心找不到理由吗？御史们磨刀霍霍准备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的罪名起诉苏轼。
这时候，难道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肯为他说话吗？
当然有！退隐的前宰相王安石给神宗写信说：哪里有圣明的时代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病重，神宗准备下诏大赦天下，曹太后说道：不必赦免那些凶顽之徒，只要赦免了苏轼一个人便可。
且看大boss宋神宗，如何以轻喜剧的方式，给本案来一个“神转折”：
《春渚纪闻》记载：一天晚上，苏轼所在牢门被打开，一个人径直走进来，将手中包袱往地下一丢，倒头便睡。苏轼以为是新来的犯人，未加理睬，继续睡觉。次日，那人对苏轼说：贺喜学士，说完拎起包袱走了，赶去向神宗汇报说，苏轼昨晚举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我早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心里没鬼。
遂，苏轼在被关押130天后，被以"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贬任黄州团练副使。
可是，苏轼出狱后，当天晚上一口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意思是，面对酒杯，我觉得刚刚过去的事情像一场梦，拿起笔来作诗依然感觉出神入化。大难过后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难道都是有原因的吗？
另一首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少年鸡”，指的是唐代长安城里的斗鸡高手贾昌，少年时因斗鸡而得到大唐天子的喜爱，实际上是暗骂朝廷里的谄媚小人。
写罢，苏轼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写到这一段，我也是掷笔大笑.....）
黄州：苏东坡从这里走来
大难不死的苏轼，贬谪黄州。这座江边小城，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自隋唐以来，历为州府县驻地，即现在的黄冈市所在地。
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
在这个偏穷小城，苏轼感受人生落差，反省自察，他白手起家，修房盖屋，耕田种地；他著书立说，交游乡里，扶危救急；在这里他的文思开阔飞扬起来。在黄州，苏轼变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苏轼从苦难中完成了自我。从此，汉文明有了一个风光霁月，赤诚烂漫，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之上的苏东坡。
因是之故，一千年来，有那么多人热爱他。他有迷人的魔力，每当提起他，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
当他以犯官身份来到黄州，除了一点实物配给之外，没有俸禄，一家子的生计问题迫在眉睫。开门七件事，怎么办？
"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意思是，把现有基本生活费，量入为出，每个月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叉子叉下一份来用，然后，把叉子藏起来。雷打不动，每天就花这些钱。家人问他，钱能维持多少时间，他说一年，一年后怎么办？他说，船头桥头自然直。（也真是蛮乐观的）
一直追随他的老朋友马正卿为他申请到黄州城东一块旧时营防废地，苏轼开始在这块地上开垦耕种，因为他非常钦佩唐代诗人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现在，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但土地从来都不肯辜负辛勤劳作的人们。第二年，苏轼在这块地上就收获了二千多斤大麦。他的孩子们说大麦饭不好吃，他将黄色的大麦与红豆掺在一起，改善口味，他说这是二红饭！
“去年东坡拾瓦砾，今年对草盖雪堂”，他在这东坡之地上，修建了泥瓦农舍，房屋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厅堂四壁涂白如雪，故名曰"雪堂"。在黄州，他发明了东坡肉，炖出了东坡羹，酿出了不怎么甜的蜜酒。
此时的苏轼，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原来，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竟是这样的自由和快乐，彷佛池鱼回到了故渊。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文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学而优则仕，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一个文人的不朽价值呢？黄州这现实的牢笼，也许限制了苏轼行动的自由，但却不能限制他思想的自由。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著述，在一两年之间完成了对《论语》《周易》的注释工作，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完成《论语说》五卷，《易传》九卷，开始《书传》的写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
其实，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初到黄州的苏轼是如惊弓之鸟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后常常有这样的话："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足见，其惶恐之心。
在这时期，他曾写下这些清清寂寂的诗词（节选部分）：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
所以，他才要在读书著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要在耕种东坡的劳动中，去掉柔弱缠绵、多愁善感的文人气，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说：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
意思是，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
苏轼对朋友说：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旧我，不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我啊！
苏轼不再杀生，他说，并不是对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患难之后，深感当初被系狱中，就好似鸡鸭被关在屠宰场中，因此实在不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
尤其体现其仁爱之心的是，针对当地的杀婴恶俗，他那封写给当地太守的信，言之切切，理之凿凿，放在现在来读，依然有很强的说服力。另外，他还组织成立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他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也是心头一大喜事。
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轼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
苏轼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创作于这一时期的诗词，是不是能让我们更读懂苏轼一点点呢？
《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定风波·三月七日》：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恍惚之间，诗人觉得人世间纷纷扰扰的蝇营狗苟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多少年来，就因为自己太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以至于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丧失了我之为我的真实感受！不如趁着夜深人静江涛渐渐平复的时候，驾着一叶扁舟，离开这恼人的地方，去江海之际浮游一番！
苏轼在黄州的所言所思、所作所为，都会令我们情不自禁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黄州的苏轼到底潇洒在何处？他耕种庄稼、走进厨房、广交朋友、慈悲为怀；他撰写著作、勤奋读书、强身健体、反躬自省。黄州的苏轼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更没有在黑暗的角落里独自咬牙切齿，而是尽可能地反思自己的过去，充分理解现实的处境，努力创造生活的乐趣，积极探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艰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州苏轼的潇洒与成熟。
也正因为如此，从元丰五年（1082）七月到十月，苏轼在黄州赤壁的三次歌咏，才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绝唱，因为它代表着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已经走向成熟与圆融的人生境界：
一咏赤壁清风明月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赤壁赋》）
显然，杨道士对时间、生命的领悟还仅仅局限在个人始终的小天地里，因此当他面对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时，便自然发出悲观哀伤的叹息；苏轼则不同，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无所谓生与死，生与死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形式罢了。而时间的长与短、永恒与变化也是相对的，只要能够将自己的生命都融于清风当中、明月当中、江水当中，将自己的每一分有限都投入到自然界无限的境界当中去，享受每一分生命、月光、清风，就是永生、永恒。
其实，《赤壁赋》中的这一番主客对话，就是苏轼内心的独白与对话，是过去之苏轼与如今之苏轼的对话，是旧我与新我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苏轼对生命的反省与超越。
再咏赤壁水落石出
如果说，在《赤壁赋》中，苏轼要努力摆脱有限生命对自己的束缚，那么十月十五日他对赤壁的再次歌咏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
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久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显然，在这里，登高长啸的诗人、飘然而至的道士、横越大江的仙鹤，早已分不清你我彼此。也许，仙鹤就是道士，道士就是诗人，而诗人也就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更像是仙境中的一幕戏，诗人一会儿扮作道士在月下飞翔，一会儿化作仙鹤掠过小舟，一会儿在悠长的箫声中静静入睡，醒来后却故作惊讶地问观众：究竟是我梦见了道士仙鹤，还是道士仙鹤梦见了我？其实，观众早就明白，那是一幕诗人的独角戏，戏中的道士、仙鹤代表着他融入宇宙自然的永恒灵魂，代表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与解脱。
三咏赤壁大江东去
与前后《赤壁赋》相比，《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似乎更加著名，也更具有广泛的民间影响力：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惊心动魄的美丽！潇洒多情的感伤！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声宏伟的叹息，一个壮阔的悲哀，一次飞越历史的翱翔。无论是惊心动魄的美丽，还是潇洒多情的感伤，都是一种深情的执着、深情的眷恋、深情的向往。而这，不正是苏轼所要极力超脱、极力超越的束缚吗？不要再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悲伤、叹息，要知道，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强烈，在宏阔壮烈的历史巨变中，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矫揉造作，那么可怜可笑。所以不必为此再徒劳地感伤，应当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苏轼就在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自觉，从而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达观世事。
苏轼这三篇歌咏赤壁的佳作不仅是他人生的绝唱，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艺术绝唱。
前后《赤壁赋》是宋代文坛上最杰出的辞赋之一。它继承了汉大赋主客对答的传统形式，又吸取了散文的爽朗气度和诗歌的抒情意味，堪称两篇优美绝伦的散文诗，是中国文学发展长河中两颗璀璨的明珠。
《念奴娇·赤壁怀古》可以说是苏轼豪放词的颠峰之作。词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
《吹剑续录》记载，有一次，苏轼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轼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听后不禁抚掌大笑。
赤壁的三次歌咏标志着苏轼开始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走出精神危机的陷阱，走向思想人格的成熟，走向更开阔的人生境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第二轮大起大落
此时的北宋朝廷，变法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六年。随着变法的一步步推进，神宗的用人思想逐渐由专用新法人物转向兼用新旧两派人物。苏轼开始进入神宗关注的视野。元丰七年（1084）正月的一天，神宗亲自书写手诏：苏轼在黄州反省悔过多年，鉴于人才难得，不忍就此抛弃，特将苏轼量移为汝州.....
所以，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多，经历了磨砺与反省。现在，他又要起身回到中原地区了。
在北上的途中，苏轼特意绕道江宁，去拜见退隐在此的王安石。六月底，当苏轼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骑一头毛驴，慢慢朝他走来，那个“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狷狂宰相，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苏轼身着便装，开玩笑地说：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看看自己身上同样的便装打扮，笑道：礼仪难道是给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吗？
抛开复杂的政治分歧，王安石其实非常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当初苏轼在黄州，王安石时常关注他的创作情况。每次有人从黄州来江宁，王安石总是止不住问："苏子瞻近来有什么妙语啊？"，苏轼离开江宁后，王安石慨叹道："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轼这样的人物出现！"
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他们其实并不存在私人恩怨，矛盾冲突只因政见不同。苏轼在诗中感慨地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对于苏轼而言，这一次在江宁与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可能直接缓解苏轼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但是这种融洽的会面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苏轼在前往汝州的路程中，其上奏表示想在常州度过余生。神宗皇帝批准了的请求。正当苏轼准备在常州安家度日的时候，朝廷里又出了件天大的事，神宗皇帝病故了，哲宗继位，改年号元祐，这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轼的现实处境。
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她坚决反对变法革新，大刀阔斧启用旧党。于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力，苏轼这位元祐时期的代表人物火速升迁，从1085年的五月到1086年的九月，短短的十七个月里，便从一个地处偏远之州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
然而，经历了少年成名、乌台诗案，特别是经历了黄州四五年时间的深刻反省与人生感悟之后，此时此刻的苏轼对自己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对他人多了一份宽容的胸怀，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性的同情，对反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智的反省，对人生的荣辱成败多了一份达观超然的思考。此时，苏轼对于新法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都要校量利害，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实际效果。苏轼非常反感当初王安石独断专行地推行新法，反感新法人物否定一切的态度；同样，他对于现在旧党人物上台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盲目否定一切与新法有关政策的做法也非常反感。
可是这样一来，苏轼必然与主持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发生巨大的矛盾，换言之，作为一个曾经被新党迫害的旧党人物，苏轼回到朝廷后，由于自身政治观念的转变，又开始与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发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
党派之争，朝臣间隙。当苏轼觉察到这场政见辩论开始走向权力斗争的时候，一方面感觉到深深的疲倦，同时也产生了一丝恐惧。曾经遭受过囹圄和流放之苦的他不愿意在这场口水仗中重蹈覆辙，他请求到外地去做地方官。宋哲宗元祷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
苏轼这一次外任地方官，前后计有五年时间，先后担任了杭州、颍州、扬州和定州四个地方的知州。虽然处在频繁的调动当中，但苏轼依然竭尽全力地想办法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其中最可称道、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杭州时期对西湖的综合治理改造工程。疏浚西湖,修复六井,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
元丰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开始全面罢黜元佑旧臣。苏轼再一次以讽斥先朝罪名，被贬惠州（广东惠阳），59岁的苏轼，从北向南，走了六个多月，跋涉七千多里，终于到达惠州。“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三年后，被贬儋州（海南）。62岁的苏轼怀着“生还无期，死有余责”的心前往儋州的时候，他说到了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对比17个月里的火速升迁，这一次，五年间苏轼又从三品降到九品，七个品级，14个官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大起大落，非一般意志所能承受。
天涯海角：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
按照北宋不杀文官的祖训，一贬再贬，贬到天涯海角，无可再贬的苏轼是元佑重臣中，受到处罚最重的一个。但，我们发现，苏轼却从未因身处环境的险恶，放弃自己的志趣，也从未在落落寡欢中暗自伤嗟，孤芳自赏。他总是善于从细微的生活小事中寻找解脱心灵的途径。当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足够的高度时，他那种道法自然的神采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
《记游松风亭》里记载：在惠州时，苏轼爬山，每一次都一口气爬到山顶，有一次爬到半截觉得十分疲惫，抬头看，山顶还远着呢，不由得犯愁。但转念一想，爬到山顶又能如何呢？能上则上，不能上就地休息，甚至转身回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想到这里，苏轼顿时“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苏轼以花甲之年面临不能生还处境，在这样的极限下，面对人生忧患时心态已然转变，人生往往如此，有时只需换一种思路、换一个角度，便能从盲目荒谬的自我桎梏中摆脱出来，获得心灵的自由。
在给亲朋的书信中，他说：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意思是，大不了把自己就当作是惠州当地的一个穷秀才，总是考不中科举，这有什么不行呢？
他还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糙米饭就吃，便过一生也得。意思是，大不了把自己就当作隐退乡间的穷和尚，在个小院里，用一口断了腿的小锅煮糙米饭吃，就这么过一辈子也可以啊。
在这里很想提到苏轼于元丰六年（1083年）写下的一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这首词的背景是，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轼的很多朋友都被贬黜了。其中一个叫王巩的人被贬到广东宾州，大概过了三四年，被朝廷召回。期间，一个叫柔奴的女子与王巩随行。半路上他们绕道到黄州见了苏轼。席间饮酒，苏轼见柔奴“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便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让苏轼大为震动。因为，北宋有不杀文官的规矩，而北边国土又多被异族占据，所以，官员获罪只能往南流放，而过岭南就是最重的处罚了。
苏轼的诗词中有这样的句子：“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山林瘴疠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也甘。有命谁怜终返北，无心却笑亦巢南。”
对比之下，可以想象，柔奴的“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该是多么空丽清旷。
遂，苏轼有了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什么意思？大致翻译一下：常常羡慕这世间如玉雕琢般丰神俊朗的男子（指王巩），就连上天也怜惜他，赠与柔美聪慧的佳人（指柔奴）与之相伴。人人称道那女子歌声轻妙，笑容柔美，风起时，那歌声如雪片飞过炎热的夏日使世界变得清凉。你从遥远的地方归来却看起来更加年轻了，笑容依旧，笑颜里好像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我问你：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你却坦然答道：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
苏轼诗词意境的横放杰出，驰骋想象，古今冠绝，自不必言。动人之处在于...似乎听见女神的歌唱，超然旷放、恬静安详。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美好超旷的歌声发自于美好超旷的心灵。在时隔十几年后，苏轼自己被贬到比岭南更偏远的海南时，再想想这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该有多少感慨。
又如，他在《试笔自书》一文中写道：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日：“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意思是说：我刚刚来到海南岛的时候，看到海天茫茫，伤心地想：“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孤岛啊！”后来一想，方圆九州，中原大地，包括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 不都在大陆这个大岛上生活吗？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人一小片水洼，以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水洼里的小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漂向何方。不一会儿，水洼渐渐于涸，可怜的小蚂蚁终于生还，见到自己的同类，痛哭流涕地诉说道：“刚才好危险啊！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从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不是很可笑么？依此类推，我苏轼目前落到儋州，暗自伤怀，自怨自艾，好像非常不幸，但从宇宙天地的角度来看，我的这种哀叹不也像小蚂蚁一样可笑吗？
说真的，我看到这一段，忍不住笑中带泪.......这是多么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面对困窘解脱自己心灵的艺术表现力，他善于运用齐物观、相对论来观照人生，善于以哲理妙悟来超越愁苦。
苏轼之所以既是大文学家，又是大思想家，正是因为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因为生活本身的艰苦而趋于干涸，这种艰苦的生活反而给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驰骋天地的艺术想像力；是这样一种苦难的生活，让他的笔变得更为灵动、更加飞扬!
在这种随时随地的、有效的自譬自解之下，苏轼将原本哀怨不平之心转化为平和坦然，他的心灵有了安顿，精神不再焦虑，从而使自己从凄惨的境地中获得了解脱。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他在惠州，帮助农民解决纳粮的问题，交通问题，农耕问题（把黄州秧马引进到惠州），医药问题。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帮助惠州百姓将蒲涧山的泉水引入广州的水利工程建设。
苏轼将自己比作海南岛上的箕子，尽力帮助这蛮荒之地开化文明。他在儋州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经过三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此期间，苏轼创作诗文三百多篇，修订了在黄州时所作的《易传》和《论语说》，完成《书传》十三卷，撰写史学笔记《志林》五卷。
逐臣北归，巨星陨落
正当苏轼，打算在海南终老时，北宋王朝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九，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开始重新启用元佑旧臣。在此形势下，五月间，谪居海南三年多的苏轼接到移转内地的诏书。
我们从他接到诏书，回程中所作诗文中，一窥诗人的内心写照：
《儋耳》：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阑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别海南黎民表》：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澄迈驿通潮阁》：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倦客愁闻归路遥。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赠岭上老人》：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度岭以来，苏轼受到沿途各州县官员的热情款待，老百姓们的反应尤为热烈，所到之处无不是人接人送，前呼后拥。根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六月中旬，当苏轼所乘船只到达常州时，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
但，一路上舟车劳顿，天气炎热，66岁的苏轼病倒了，他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朝廷最后准许他到常州安老。
十五日，苏轼到达常州，病体沉珂，自知不起，他对好友钱济明表示想见苏澈一面，另外又说：我在海外时，完成《论语说》、《书传》及《易传》三本著作，现在全都托付给你，请先不要拿给世人看，相信三十年后，会有人真正懂得这些著作。
十八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生平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死后必然不会坠人阿鼻地狱。我心中毫无畏惧，你们别为我而哭泣。
二十六日，他手书一段偈语道：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答径山琳长老》）
二十八日，他进入弥留状态，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又答道： 着力即差！
苏轼的这两个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理应顺其自然。文章之道贵在“随物赋形”，贵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每时每刻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当中，绝非一时一刻之下穷尽全力所能到达！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轼静静地躺在那里，不作应答，溘然而逝。时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苏轼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但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幻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即便真有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苏轼而言，它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对生活每一刻真实的把握之中，存在于自己对生命、对理想的每一次真实的实现当中，存在于自己情趣盎然、意趣横生的个性当中，对此，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清醒与自信。
面对死亡，苏轼平静而安详，他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对人生的了然洞察消解了病痛之苦与死亡之惧。建中靖国元年五月苏轼路经金山时，见到李公麟为他所作的画像，即兴写下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彼时的心情，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正如他在《答苏伯固三首》之二中所说的：“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回顾这十多年的贬谪生活，却反而是他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也是他人生思想发展、成熟乃至最后完成的关键时期。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练，也就不可能有后人心目中的那个苏东坡了。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苏轼病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苏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却永远不会消失。他的生命，好似一段涓涓的溪流，渐行渐远，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最终将汇人大海，永远不会干涸；他的生命，好似一轮皎皎的明月，时隐时落，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但终究还在星空闪耀，永远不会黯淡；苏轼是永生的，他永远都将在中国文化的星河中川流不息、熠熠生辉!
他重情信义，为生命中的三位女性，均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心声，他说“不思量，自难忘”。
他父慈子孝，他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但他的三个儿子，虎父虎子，个个学识俱佳，敦厚淳良。
他兄友弟恭，“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 ，我们通过一首一首的兼怀子由，知道了他与子由的苏轼和苏辙兄弟之间的志趣相谐，休戚与共，在诗文交往、政治磨难和生活的曲折中，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感、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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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这组数字吧：22岁中进士，同年丧母；26岁入仕途；30岁丧妻；31岁丧父；34岁入朝并反对王安石变法；36岁除杭州通判。继而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苏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琼州……每当看到苏轼这样一位高滔人物历经无数次颠簸流离之后：66岁，病终，我都有一种落泪的伤感。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果然还是他自己的诗句细述平生，无声惊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又有诗曰：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真正的问题只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那一杯酒。只有在自己的那一杯酒里，我们才能摆脱对于别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依赖。真正的希望，不能寄望于任何外界事物上。真正的希望，是当我独自一个人 ，我能不能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主人公自己找到逃跑的路。真正的希望，是当我无路可逃只有一死的时侯，能不能怀着平静的心？能不能对于死后的自己怀抱着信心？
愿你我都能找到那一樽令自己不复迟疑的酒，以慰风尘！愿你我都能于绝望深处生发出对自己生命的真诚尊重与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