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读《我们仨》，读完内心全是温热。2018再读，温热渐退，多了说不清的悲凉、感怀与孤寂。书没变，我不一样了。
杨绛先生、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阿圆三个人，一生仿佛生活在一叶孤舟里，外面破败不堪，里面其乐融融。这叶破败的孤舟在大江大河中穿行，很少的风平浪静，大部分时光都风雨飘摇，前途不定。确定的是船里相互依偎的三个人，相互陪伴着，向前驶去。不确定的是除此以外的一切。他们等待着雨停，等待着靠岸。马上就靠岸的时候，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阿圆先行离开了。是啊，他们等得太久了。杨绛先生独自一人上了岸，她慢慢下了船，目送着船离去，心头有如撕裂般的痛，好在还有回忆。
如今杨先生也不在了，我想，那艘船如今又欢声笑语了，并且整日整日沐浴在落日余晖、温暖和煦的阳光里。
“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
“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是把门轴弄坏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这是书里面读来最欢喜的桥段。一个七尺大汉，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跑到刚刚生产完，还没有出院的妻子旁边，像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小孩子一样，承认错误。尽管这份错误的性质跟“不小心打翻了花瓶”一样的不值一提。
惊奇的是，此刻的杨绛先生，同样得把这样一件件“不值一提”的事儿当做一件件正事儿一样的“煞有介事”。并在自己最虚弱无力的时刻，给丈夫以宽慰，让他一次次放心回去。
爱如容器，时时刻刻包容并承载着对方的悲伤欢喜与“小错误”。
昨天晚上他回来很晚，去了我们常去的理发店做了头发。回来时我正躲在房间里看书，他换了鞋直接爬上楼，打开房门，用着非常不好意思的，略带试探，又有点儿愧疚的声音说：“我办了一张卡，花了点儿钱。虽然有点儿贵，但我觉得挺值的。”
我看着他不同于以往的表情，想着他可能是在开车回来的路上，在心里想了好几遍怎么表达今天这件事儿的“心路历程”。心里笑出了声。
“没关系啊，办就办嘛。”
然后他就开始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儿、无限憧憬得讲他的头发要经历怎样的几次“诊断”和“治疗”。
我当时想，被接纳包容的快乐便在于此吧。
即兴戏剧大师凯斯乔斯通有一个“YES,AND”理论。在即兴戏剧的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个词是绝对不能说的，那就是NO。如果不能说NO，可以说什么呢？YES 和AND。也就是说，“每当戏剧推进的时候，我们先接纳对手的状态，对自己说，是的（YES）。然后把自己再放进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这就是而且（AND）。”
我也想把这个理论称为“容器理论”。愿意把来自于自身以外的东西放入到自己的体系当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解决问题也好，创造新的东西也好。先是接纳，然后创造，最终让这份关系生息繁衍，绵延不止。
回到文章的开头，“书没变，我不一样了。”2015到2018年的三年间，是人生有转折的三年。相对于以前日子的平淡，这三年多了很多色彩，忧郁的蓝色，深沉的黑色，明亮的黄色，梦幻的粉色……作为爱，我的这个容器变大了，变丰富了，它变得更承载，也更包容。它不仅能够看到细碎日子里点滴闪耀的美好，也能看到大风大浪中的风雨飘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