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子，是农村对玉米的俗称，长在“棒秧”上的大玉米就叫“大棒子”。棒子面，就是玉米面。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初，和我同龄的大多数人，很少有像我这样，对饥饿还有如此深的记忆，对棒子面的诱惑还有如此深的印象。
母亲说，那时父亲在村里是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不给工资，待遇跟村里的农民一样，只记工分。在我们村更特殊，不给代课教师记满工分，只记半工分，村主任说，代课教师就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上课，不用下地干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凭啥给满工分？
工分，那时真的是命根。年底生产队分粮食，是按照平时记的工分给各家各户分，工分多的人家，分的粮食基本上够全家人吃一年，工分少的就不够吃了。口粮不够，要么挨饿，要么去跟队里或是邻居借粮食，等年底分了粮食再还上。
父亲是半工分，母亲那时在生产队给社员做饭，也是半工分。也就是父亲母亲的工分加起来，只顶别人家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哥哥上学，姐姐上学，我还没上小学。也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养活一家五口人，年底分口粮，除了还上一年的饥荒，只够全家人吃半年的。
口粮少，一日三餐喝粥的时候多，吃棒面饽饽的时候少。偶尔吃一顿饽饽，还是一半棒子面，一半野菜。猪毛雨菜，茴茴菜……更多的是我叫不上名字的野菜。现在的孩子可能觉得吃野菜是一种时尚，可那时的人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回肉，肚子里没油水，吃野菜就不是时尚了，而是无奈。在我的记忆里，能吃上“净面”饽饽，就是一点儿野菜都不掺的纯玉米面饽饽，就是过年的待遇了。
那时，一到下半年，口粮吃没了，母亲就拿着一个装粮食的小布口袋，东家借一升，西家借一角（一升等于四角，是容量单位，农村买卖粮食的一种小型容器）。有时候看我实在饿得不行，就带着我去前街六老太太家串门。那时六老太爷虽然已经过世，但家境还算不错。六老太太跟母亲说了一会儿话，就会从炕上下地，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柜，摸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她打开手绢，里面是半个净面饽饽，递给我：“小儿，吃吧！”
……
母亲说，大姨家的大表姐，小的时候，粥都喝不饱，饿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哭着搂着母亲的脖子，喊：“粥诶！粥诶！”
后来大表姐长大一些了，懂事了，饿了不再哭了，有一次问我的母亲：“姨，还能有棒面饽饽随便吃的日子吗？”母亲流着泪，摸着大表姐瘦瘦的脖子说：“有！会有净面饽饽随便吃的时候……”
母亲说，那时不允许私自“刨小片”（就是在生产队的田地之外的地方刨地种庄稼），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挨批斗的。看着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父亲就跟母亲商量：“要不咱家也搬东北去吧！我大娘来信儿说，那里的土地随便种，我就不信我种地养活不了一家人！这半个工分不要了！”
母亲不同意父亲扔下代课教师不干，就说：“你先教着，我去东北看看，如果那地方行，我回来咱就搬家去；如果不行，咱就不搬，就忍着，没准以后能过上不挨饿的日子呢！”
就这样，母亲带着六岁的我，去了东北。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慢车），又坐了多半天的汽车，才到了。坐火车时，为了节省我的车票钱，过检票口时，母亲就当小孩儿一样抱着我……
住了一段时间，母亲觉得那里不行，就又领着我回来了……
后来，包产到户，有了自己的自留地、包产地，吃饱饭不成问题了。后来，父亲成了民办教师，挣了工资。再后来，父亲由民办教师“转正”成为正式教师，吃上了“大本”（商品粮户口），可以拿着“大本”去粮站买粮食，有时还能买一点儿花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吃到花生……
如今，物质生活太丰富了，但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在学校食堂，见到那剩饭剩菜被倒进垃圾桶里，我就常想起大表姐的那句话：
“姨，还能有棒面饽饽随便吃的日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