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端，隔着狭窄而湍急的海峡和大陆相望，海岛西北部从西山岩到港西山一线是山地丘陵，这是东山岛最为重要的战略高地，它往西北阻遏从八尺门抢滩登陆的大陆来犯之敌，面向东南或西南抵御来自海上的进攻，是东山岛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明朝中央政府为了构建东南沿海防卫体系，没有选择海岛西北部的山地丘陵，而是选择在海岛东北角修筑铜山城，利用港湾优势修建海军水寨，使之成为闽南沿海重要军事基地，它北控东山湾，南扼诏安湾，往东威慑澎湖群岛。几百年来，铜山城逐渐发展成为东山岛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一、明代海陆并重的防卫体系
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修筑铜山城，建立铜山守御千户所，这是东山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开始。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的屯田经验，创造性设立了寓兵于农、耕战结合的卫所军事制度。当时漳浦的六鳌、诏安的玄钟，和铜山城一样都是守御千户所，隶属镇海卫管辖。据《铜山志》记载：“守御千户所，在城内。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至成化间倾圮。弘治四年（1491）巡海道邵公重建。嘉靖十年（1531），副使姚公增广修葺后堂、左右边房、监房，一共四十五间。”（1）根据许培斌先生研究，其故址位于现在铜陵镇顶街路答阳宫边562号。（2）
铜山守御千户所兵额1220名，（3）均为陆军，有防御而无海战职能。有鉴于此，景泰年间（1450—1457），把位于现在漳浦县前亭镇井尾澳水寨移防到铜山城外的西门澳，最初归属镇海卫节制，铜山城开始建立起海上巡防与海陆联防体系。
嘉靖五年（1526），福建右参政巡海道蔡潮来到铜山，详细考察铜山人文地理，评估铜山的军事地位。蔡潮官衔四品，专管一省海防，对铜山文化教育贡献极大。他观察铜山大势之后，修筑文峰塔、开启北门、修建东璧书院和南溟书院，还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从此铜山名贤蔚起，科甲蝉联，名震闽海，故有“海滨邹鲁”之美誉。
明中期以后，倭寇袭扰，海疆不靖，嘉靖四十二年（1563），朝廷设钦衣把总一名管理铜山水寨，兼管诏安玄钟水寨。在九仙山北面建水寨署，周长五十丈。铜山水寨“所统北自金石以接浯屿，南自海岭以达广东。……原统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等四十六只，官兵1140名。”（4）铜山水寨管辖范围北至金门石码，南达广东，东至兄弟岛一带的广阔海域，构建了卫所部队驻防，海军巡防的防卫体系，铜山成为闽南沿海的军事重镇。
明初至嘉靖末期将近二百年，铜山所城生齿繁衍，逐渐从一座军事城池发展成为人口密集的城镇，从西门到九仙山一带出现了新街区，黄道周《铜山石室记》说：“顾以其下，当官舍前，临城中亦陟步无可营建者。”而九仙山和大伯公山也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明朝卫所兵制规定，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在和平时期士兵以生产为主，类似现在的边疆建设兵团，士兵长期不打仗，又允许带家属，战斗力可想而知。久而久之，这些士兵和普通老百姓无异。至明中叶以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士兵作战能力十分有限。但是，这些士兵及其家属的身份是军户。有明一代，所有的铜山男性居民在户籍管理上都属于军籍，军籍是世袭的，其子弟必须一边耕作，一边备战。以黄道周为例，他的先祖从莆田迁徙到铜山，到他已经第六代，依然是军籍，黄道周就是通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才脱离军籍的。《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记载：“黄道周，福建漳州府镇海卫军籍。”（5）
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消灭了浙江倭寇以后，率义乌兵进入福建，在宁德、仙游大败倭寇，一路南下，第二年来到铜山，其时倭患已经平定。兵部尚书谭纶“奏请留其兵，分戍八都，统以将领，号曰‘浙营’。铜于是复有浙营，隶南路参将。”（6）万历九年（1581），正式设立浙兵营，扎营于龙潭山下五里亭一带，即现在龙潭社区的营前区。浙兵营共450人，设营将一名，分设把总，管辖铜山所城至诏安玄钟所城沿海一带，防备来自海上进攻。浙兵营是戚家军的一部分，倭寇克星，是明朝当时最为精锐的军队。浙兵营驻防铜山，一方面大大加强了铜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说明卫所战备部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无力承担当地的防御职能。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朝政府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归泉南游击将军统辖，行政管辖划归泉州同安县。
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设澎湖游兵。从铜山水寨等抽调兵船，在潮汛期间前往巡查。之后，该项任务由铜山与浯屿两水寨20艘兵船850名官兵承担巡查使命，其中500名官兵由铜山水寨派出。澎湖孤悬海外，长期以来是倭寇和小股海盗的巢穴。明朝廷派兵扫荡了盘踞澎湖的敌人，设立了澎湖游兵，解决了对澎湖管理力不能及的弊端，形成了东南沿海一线和澎湖之间的布防三角，这一切铜山水寨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铜山志》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十六日，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在水寨大山宴请东征澎湖倭寇凯旋归来的铜山水寨官兵，作《横海歌》并勒于石，气势豪迈。（7）这是在澎湖打击倭寇，对澎湖群岛进行有效管理的例证。
二、郑氏政权的战略飞地
明清鼎革之际，郑成功收编郑芝龙旧部，招兵买马，起兵抗清。金厦至南澳岛一带成为郑成功的根据地。从明朝灭亡到康熙三年（1664）的二十年间，铜山是郑成功的主要据点，也是重要的贸易港口，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及王入台，而清廷方严海禁，沿海数千里，尽委而弃之，故得独握其利，通饬金厦、铜山、达濠诸镇。与民交易，无相诈虞，凡中国诸货，海外之人皆仰给焉。故能以弹丸之岛，而养七十二镇之兵，苟非岁入充裕，其何以堪。”（8）达濠即现在的汕头。铜山港的贸易地位逐渐凸显，郑成功依靠沿海港口，进行海上贸易，赚取巨额利润，供养其作战部队。
铜山原为隆武政权的南昌伯朱寿带兵驻守。顺治三年（1646），郑成功命令张进到铜山说服南昌伯朱寿交出兵权，归其指挥。永历二年（1648）郑成功率师进驻铜山，据《台湾外志》记载：“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9）这一年郑成功部下43名将领共同出资整修了九仙山风景名胜，留下了《仙峤记言》碑刻。也是这一年隆武朝的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路振飞来到铜山，在风动石镌刻“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瑸陈士奇永历戊子秋广平路振飞题”。
郑成功多次来到铜山，他的军队接管了原有的军事设施，并且继续扩大规模，据《东山县志》记载：“隆庆元年（1567），铜山水寨在大澳设船坞，为闽东南五大水寨造船厂之一。明末，郑成功部将驻守铜山时重建，修造战船，为收复台湾作准备。”（10）大澳还有郑成功留下来的万军井。“万军井在今铜陵镇大澳湾畔。明末，郑成功军旅驻铜山时，分兵守大澳，操练水师，凿此井为军用，故名。”（11）
顺治七年（1650），万礼和道宗和尚等人率领几千抗清义军加入郑成功阵营，在康美港湾之内修建驻军营地木杨城。这样，郑成功的嫡系将领张进驻守铜山城及周边地区，万礼的部队驻守康美木杨城，万礼接受郑成功指挥，但是部队没有接受改编，保持相对独立性，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内外不同，亲疏有别的现象，为以后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
东山岛是郑成功的后方根据地，也是大陆最后一块被清军占领的地方。在战争环境里，军队驻防和调动频繁，鼎盛时期有一万七千多部队驻扎东山岛。据《东山县志》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郑成功令黄元、郭华栋二协镇领将士到铜山协守。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又调蔡禄、郭义二协镇带兵士至铜山协守，时计有1.7万多兵士驻守铜山”（12）
郑成功主力收复台湾之后，驻守铜山的蔡禄、郭义带兵离开铜山降清，并强迫部分民众入云霄，郑经重新派兵据守铜山。康熙三年（1664）铜山守将黄廷降清，东山岛再一次被清廷占领。康熙九年（1670），郑经派兵占领铜山，逐步把铜山经营成为大陆沿海对清作战的军事重镇。到复界前夕，郑氏政权的海军司令朱天贵驻防铜山，拥有兵船三百余只，将士三万余人。后来，朱天贵接受姚启圣策反，率全军归清，朱天贵被授予平阳总兵，他的水师成为施琅收复台湾的主力。
三、清代台海联防的军事布局
满人不习水战，台湾郑氏政权不断袭扰大陆沿海，清政府为了彻底切断台湾和大陆的联系，决定在战略上采取坚壁清野的防御政策。清政府占领东山岛以后，宣布实施迁界，把沿海至少三十里以内的居民迁往内地，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东山岛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到康熙十九年（1680）清政府宣布复界，居民返回家乡的只有十分之二三。
其时台湾尚未收复，东山岛地处对台前线。清政府以铜山城为军事重镇，派重兵驻防。在现在县图书馆位置设总兵府，俗称总镇衙。设总兵一员，下辖水师三营，分左右中营，每营一千人。左营驻防漳浦六鳌，右营驻防诏安悬钟，左右营各设游击一员。清初因避康熙帝玄烨名讳，玄钟改名悬钟。中营驻防铜山，由总兵直接指挥。另有陆军城守营一营，驻防铜山，设游击一员，共计4000人。
清政府复界后的首要任务是整修城垣，招抚百姓；其次是准备收复台湾。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莅临铜山，修建总督级别的部院衙行署，简称部院衙，作为收复台湾的指挥部。部院衙现在成为铜陵镇下田社区的一个地名，“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此设立物资交易所，1959年改为镇织网厂，现改为民居。”（13）部院衙行署是铜山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军政机关，收复台湾的一系列军政措施从这里发出。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三日，施琅在铜山龙吟宫（即天后宫）举行祭江誓师仪式。十四日辰时，舟发铜山，施琅统率水师2万多人，战船300多艘收复台湾，完成了统一大业。
清朝统一台湾后，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改明朝“游兵”的定期巡查为“班兵”的长期戍守。“班兵制”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始，至同治八年（1869）经左宗棠奏疏废止，实行了将近两百年。“班兵制”指不在台湾本地招募兵丁，而是从福建、广东两省军队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兵丁，重新组编，分配到台湾各地驻防，其驻台军队归福建水师提督节制。铜山百姓也承担戍守台澎任务，政府规定铜山百姓世袭军籍，每户三丁抽一，组成铜山营，分戍澎湖，三年轮替一班。铜山班兵殉难后，其大部分尸骸运回铜山，安葬于演武亭万福公，即现在的“戍台班兵墓”。
铜山与台湾息息相关，台湾回归使东南沿海有了安全屏障，铜山的战略地位迅速降低。康熙二十三年（1684），裁镇改协，又裁去城守营，只设副将一名，官兵共1600人。其总兵职权转移到南澳总兵府，南澳的军事规格逐步升级，成为管制闽粤台的重要军事基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再次降低规格，只设游击一名，驻防铜山官兵674人，分防悬钟等地310人，共984人。雍正二年（1724），重新提高规格，改游击为参将，官兵1200人，负责守卫漳浦六鳌到诏安悬钟一带沿海地区。此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参将署即后来的守备衙门，其地址位于现在顶街的中正公园，“参将署……天启七年（1627）为海盗焚毁。参将赵廷支府银三百，暂建于城内仓廒。今中军守备衙是也。”（14）“故守备衙署即今中正公园。……雍正十二年（1734）任文龙修葺之，并增筑三间于衙左，后守备官住焉。民国七年（1918）地震后，孔知事宪洛修葺为东山县公署。二十八年（1939）七月十四日全部为敌机炸毁。三十年楼县长胜利以遗址改建为中正公园。”（15）咸丰三年（1853）林美圆起义，四月十二日义军攻陷铜山城，占领了参将衙，参将游硕坊潜逃。（16）说明从雍正到民国时期的二百年间，其驻军级别和地址都没有改变。铜山参将是守备官，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团长级别。
从十七世纪后期到民国时期，铜山获得了二百多年稳定发展的和平时期。那时铜山港自由开放，商业航运发达，和澎湖台湾各个港口贸易往来频繁。到了清后期，铜山出现了孙希南、高正扬、黄献珍为代表的航海贸易巨头，他们的商船队北抵天津和辽东半岛，南至东南亚各国。镇海卫及其下属三个千户所，即漳浦六鳌、诏安玄钟包括镇海卫本身相继衰落，只有铜山城继续发挥闽南军事重镇和重要港口的作用，东山建县以后，铜山城成为县治所在地，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县政府才迁到西埔，铜山城的地位逐步被新县城西埔所取代。
注释：
（1）林定泗《<铜山志>注译》41页
（2）许培斌《明铜山守御千户所遗址考辩》
（3）《铜山县志》（民国版）271页
（4）林定泗《<铜山志>注译》56页
（5）《天启壬戌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上海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
（6）林定泗《<铜山志>注译》54页
（7）林定泗《<铜山志>注译》449页
（8）连横《台湾通史》史卷二十五
（9）《台湾外志》卷六第92页
（10）《东山县志》（94版）574页
（11）《东山县志》（94版）663页
（12）《东山县志》（94版）571页
（13）许培斌陈炳文《铜山部院衙与姚启圣》
（14）林定泗《<铜山志>注译》41页
（15）《东山县志》（民国版）360页
（16）《东山县志》（94版）760页
2017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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