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是“异端邪说”。对中庸之道而言，本人力主张扬潇洒超脱的个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对“优良传统思想”而言，本贴所涉的思想颇多迥殊。是对是错，从头说起。  何谓中庸之道？实际上是教人混淆视听，没有原则性，不辨真伪，不论是非，没有明确性，没有立场。

清末思想家魏源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欲将除尽传统习俗，他写道“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如若中华民族仍拘于古法古礼，不接受外来文化，今日仍是受礼教毒害的民族。“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是“反江河之水复归之山”，这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都不益，是违背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的。

在许多人都尊古复古的同时，许多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孔门子弟一向以嗤笑之音嗥叫，却没有引经据典加以反驳本人的观点，是为无理无法之尊古复礼者。如若我所言不符实不服众，请详读嵇康名篇《嵇康散集·难自然好学论》。其中有两段话请如来君背熟：“今若以明堂为病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憔，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

活在今天的人，仍不如古人，万物万事发展必然是去旧更新，有些人只抱着一本《论语》复读百遍，以读死书，死读书的态度去盲目崇拜一种教派学说，看不到虚伪的东西，体会不到反自然的东西，却口口声声问人读了《论语》几遍，却不知道书外有书，礼外有理。

兼容和对立，也是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种形式，这是矛盾论。因立场不同，视角独特，看问题也就不同了，而中庸之道，虽说是一个平衡点，却左右逢源，左倾也对，右倾也不错，完全失去控制力，却又像是掌握控制力。好比法官一锤定音之后，再来一个庭外和解，看似一个闹剧，又好像一本正经。

儒学的许多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在理论上弹性很大，在意思上空间很大。往好说，好得头头是道。往坏说，坏得头上长疮脚底长脓。我对儒学中的许多概念只是从两个文明视角去看待，一个是封建思想意识，另一个民主法制观念，从两个视角去看儒学的言论，再想一想，在一个高度文明进步的社会教育中，有没有必要重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理论思想当成民族信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信心来源于经济上的强大、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开明，制度上的民主，而不是依靠那些落后的封建的思想观念。要说社会发展必需一些纲常伦理来约束，我认为依法治国，必然兴邦。而以礼治国，未必尽然，哪个贪官污吏不是道貌岸然的？

对于孔孟之道，有许多地方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是古人之说，加上孔孟之作并非孔子孟子所作，相对其他作品而言，都是片言只语的记录，同时也出现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孟子的重要观点是“性善论”，他却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时又指出“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丑恶之心”“恻隐之心”。孔孟之道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我们读孔孟，学孔孟，要有批判性地筛选，理性地分析是非对错，而不是把其放在圣人的位置去膜拜。比如孟子的“性善论”只是讲给封建贵族听的，孟子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扬的是封建贵族的道德永恒化和普遍化，总的来说是君子性善，小人性恶。这也是阶级等级意识的存在所产生的谬论，并不是人性的真理。 从诗经所作，国风之重，孔及弟子也具有浪漫色彩。至于“苟日新，日日新”却和他“复礼”的态度又相悖了，毕竟那是一种等级制度的规范，也是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对于一种学术来说，传承和发扬必然存在一定的研究时期，汉代和宋代是研究儒学的两个重要时期，没有董仲舒就没有“汉学”之说，儒教也不会被冠以“儒学经典”之说。朱熹将《论语》列入四书，元明以来，成为士人科举考试必考的典籍，让“经典”成为国学之重。汉学注重训诂，宋学注重义理，从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而言，都具有进步的作用。不过，董、朱的门户之见偏重是必然的，当然名人文人也喜欢给自己标杆，儒气总是有股酸味儿。

提到公益事业和义工事业，实质上可称为“无功得赏”。人类如果凭着这样的方式去平衡生活水平或拉近物质水平，这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存在着无功得赏的情况，就没有人英勇抗敌，没有人努力劳作，大家都借用部分集团的财富去行善，争取高官厚禄和名声。美国的市长总统皆是富豪，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去为国家服务，而吾国的奸臣恶吏却越来越多。今日西方国家的总统市长只要一美元年薪，而吾家却屡见高官贪赃枉法。韩非早就说过：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谓仁义……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外不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得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多，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不何。

在韩非看来，这并不是你所说的“人性得以完成，企及至善完美之境”，而是导致国破家亡的错误通途。今天，我看许多慈善机构，见报的贪婪之流也数不善举。我看今日不少儒学人士，也是借儒教之名谋求个人利益。君不见有人说“我是用儒学做事”？这是荒唐之举，新中国需要的是适应新社会发展的文明精神，而不是借助几千年前的言论来强国，此乃自欺欺人之举。

法是人的道德突破底线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但是没有法，道德底线就更容易践越了。

今日非洲一些贫困国家，都是靠接济度日，而这些国家却充满着罪恶，杀戮、强奸、饥饿、战争、暴乱，在我们看来，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学会感激，他们应当平和相处，可恰恰相反，这些人并非“不患寡而患不均”，反而给社会造成不安定。事实证明，平均主义只是一种口号，要促使一个民族强大，不是接富济贫可以做到的，当然，行善的人心是好的，但没有彻底解决他们的贫困，包括当下扶贫政策，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政治工程。

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会颁行一系列治理天下的律法，但是由于权重于法、礼重于法、情重于法，所以帝王官府不守法、可违法的诸多事例，更显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官家对百姓的残暴无情，让天下百姓感到这些所谓的法并非真正的法律，只不过是王法和权法，明未学者黄宗羲曾说过一句名言“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故而，礼重于法，让部分权贵践越法律的底线，这些所谓的法实际上是服务一个人、一个家族罢了，决不是为天下百姓设立的法。

书读多无益，言谈无忌，如颜元所言：“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又说：“千余年来，率天下放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读书愈多愈惑，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人活在书本中，不从书中解脱开来，不是长知识，而是少见识，益加没有社会实践的本事，试看那些文人墨客，古人称为弱书生，陷进故纸书堆，身心气力殆尽，个个软弱病残、阳痿无能。加上把自己锁在房中读书的人，所写的文章，尽是一些空洞无物的东西。纵是花工夫咬文嚼字，也在社会中少与人交流，在生活中少一份幸福。时常又骄傲自大，只懂死读书，不识时务，不把知识与现实结合，反倒问人读了几次书。从书中悟出道理不是坏事，怕的是自命清高和不解风情。

今日，孔乙己之类的人仍然不少，时代已经不同，不需要潜心攻读经典古书和圣贤文章，而是要顺时应景，学习适应当今社会的东西，比如世界各国言语和各种科学技术，这才是适应时代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毕竟，现在已经不需通过科举考度来通上仕途，通读古书，充当书痴，并非发愤求知上进的人，也不是培育人才的途径。今日花时间去学习国学经典，费时间去读史书，如若只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休闲罢了，若是想到要以读这些书本来达到修身、养家糊口和治理天下，那就是一种怪论了。

我读古书，只是一种休闲方式，带着反叛的心态去审读，结合现实社会，方知对错。而不是与某某人一样，抱着《论语》读一百篇，以其当成读书的资本，这和鲁迅笔下那个教人写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迂腐老头子又有什么区别呢！时经百年，鲁迅笑过的人，今天还在！

医疗、就学费用高昂，工资待遇不高，升官发财的传统观念让人在攀比中贪污。制度改革，得逐步完善，不然，朱元璋再世也是假的。苍蝇，总爱钻有缝的蛋。借助儒学救学，不过是食古如鲠，画虎类犬，东施效颦，刻鹄类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