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前的记忆是一块没播种的荒地。外婆的影子却像野草，从荒地里长出来，密密地缠住了我的根。第一次记得的，是满天星斗低垂的夏夜。院子里的竹床上，外婆摇着竹扇，扇起的风带着被角掀动的凉意。蚊虫嗡嗡地飞，扇子啪啪地响，风一阵阵吹过来，我就躺在凉风里，如同躺在水波上。
后来我被接回亲生父母家。五个孩子，四张要吃饭的嘴，还有一个哑巴弟弟。饭锅里常常只有煮得发胀的番薯，偶尔浮着几个面粉团子。放学铃一响，我们赤着脚在碎石路上赛跑——谁先到家，谁就能抢到洗菜的轻省活计。我常烧火，灶膛里的火舌舔出来，燎焦过额前的头发。
赤脚踩过碎石路，脚板被硌出红印子，像盖了章。周末全家上山，柴火压弯了稚嫩的脊梁；田里的泥浆没过脚踝，稻苗在指缝间滑溜溜地扎根；猪食的酸馊气扑面而来，竟没人喊苦。寒暑假一到，我就奔向外婆。割稻、摘花生、打谷子，沉重的稻捆压得人喘不过气。年，总是在外婆家过的，连同三个舅妈田里的活计，也成了我的活计。
四年级那个秋天，外婆倒下了。我去照料她，五年级索性转学到她身边。书还没念完，一个寻常的周五，我下课回来，夕阳正把外婆的房门染成血色。我一遍遍叫她，拧了毛巾给她擦身，她像睡着了一样安静。跑去喊打牌的舅妈们，二舅妈从泥水地里直起身，只说了句：“走了。” 就这两个字。夕阳那么亮堂，亮得刺眼，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她悄悄地走了，没让我送最后一程。
我在守寡的二舅妈屋檐下寄居了些时日。她拉扯三个孩子，大的刚念完初三就南下打工。最终，我像一件行李，被拎到了大舅大舅妈家。五年级到高三，我的根扎在了这里。亲生父母？没掏过一分钱，他们自己还在土里刨食。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不够本科线。舅舅舅妈一挥手：“别念了。” 家里没出过大学生，那条路，他们看不见。高考结束，亲生父母一个字也没问过。母亲是睁眼的瞎子，字都不识，哪懂知识的分量？十八岁，我把自己连根拔起，扔进了打工的人潮。九月离家，年底竟也攒下薄薄一叠钱，全数塞给了舅舅舅妈和亲生父母。后来便只年节给一点。直到前些年，嫂子的话飘进耳朵：“舅舅不干活了，没养老金呢……” 于是，每月又添了一笔生活费。
我和男友，两只从粤北山窝里飞出的鸟，决定旅行结婚。他问我彩礼的事，我便去问舅妈。她掰着手指：“三万多、四万多、六万多、八万多、十多万……钱越多越体面。” 她顿了顿，眼风扫过我的脸，“如今，三万八可拿不出手了。” 我问究竟要多少，她嘴角一弯：“哪能自己张嘴？得看男家的心。”
话传过去，男友很快敲定：“八万八。” 又问金饰。我说想要个三十克的手镯。他立刻转了五万二过来：“买金子的钱，另算。” 在梅州，这礼数厚得压秤。钱全是他一分一厘攒的，他父母没添一分。我看着手机里那串数字，心口像被童年赤脚踩过的碎石猛地硌了一下——这钱，舅舅舅妈、亲生父母揣进兜里，还会吐出来么？在粤北，爹娘会把彩礼塞回女儿手里么？
外婆那把竹扇摇啊摇，摇走了蚊虫，摇来了凉风，也把她的年月摇成了灰烬，最后只剩记忆里一缕微凉的风。而彩礼的金镯呢？那沉甸甸的亮光，像一道无声的沟，横在我与亲人之间。舅舅舅妈养我一场，这钱是他们的脸面；亲生父母虽未养我，血脉二字却重如石山。那八万八和沉甸甸的金子，究竟能否熨平往昔的褶皱，还是悄无声息地沉入生活的深潭？
我后来才迟钝地明白，有些东西交出去，便如童年赤脚走过的碎石路，每一步都带着隐密的疼痛。外婆的竹扇轻飘飘，轻得只留下风声；彩礼的金镯沉甸甸，压住了人间烟火每一次呼吸。那八万八的数字，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生活的皮肉上，滋滋作响——那是无声的债，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偿还那场起于血脉的滚烫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