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一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会回答四个字：仁义道德。站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立场上看，整部《论语》乃至整个儒家文化所讲的也无非就是“仁义道德”四个字。但若真正深入研读《论语》，则会发现，《论语》直接论述的却并非“仁义道德”，而是“学、政、礼、仁”这四个字。
从根本上说，《论语》论述“学政礼仁”，目的还是为了论述“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与“学政礼仁”二者之间具有体用关系。“仁义道德”是“学政礼仁”的内在主体，“学政礼仁”则是“仁义道德”的外在运用。体用关系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凡事凡物莫不存在一个体用关系。更进一层来讲，在“仁义道德”中，其内在主体是“道德”，外在运用则是“仁义”。而在“道德”之中，内在主体是“道”，外在运用则是“德”。
“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一切由“道”生发出来，一切又都归之于“道”。在儒家、道家等学术概念产生前，中华所有文化统一于一个“道”。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道”的阐释角度、方法有了分歧，到东周后期，逐渐集中于儒家、道家。道家专注于对“仁义道德”内在主体的阐释，所以有《道德经》。而儒家则侧重于对“仁义道德”外在运用即“学政礼仁”的阐释，所以有《论语》。
《论语》产生、传播的目的是教育人“得道”，这是儒家文化存在的终极目的，是道家文化存在的终极目的，也是整个古代传统文化存在的终极目的。要“得道”就要理解“道”，但儒家思想认为“道”之主体至隐、至深，不能用语言直接阐释，只能借助于“道”的外在运用即“德”用语言间接阐释。以之类推，直至“仁义道德”，其主体核心都至隐、至深，都只能借助于其外在运用来作间接阐释。所以，具体到《论语》，其所能直接阐释的只能是“学、政、礼、仁”的概念了。
然而，“学政礼仁”的概念在《论语》中直接表达的也不是很明显，大多隐藏于其它概念之中，这主要源于《论语》一书的编排思想。《论语》每一篇章的编排都特别讲究，富有深刻含义。《论语》表面上是圣人的语录，其实是一部理论性强、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思想著作，其在儒学中的地位，不亚于《圣经》在西方宗教中的地位，因而可以称之为儒学经典，或简言之：儒经。
“儒”的甲骨文字形意指沐浴之人。古人一般在祭祀前沐浴，不仅是净化身体的表示，更是净化心灵的意思，所以“儒”就引申为远古时期为人类“心灵”提供服务的一类人。这类人最初以“得道”之人的面目出现，或依附于氏族头领，或被氏族推举为头领，是氏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氏族聚集形成邦国后，这些人多为帝王师、帝王相，多掌管礼乐卜筮之事，主要助帝王顺阴阳明教化。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这一类人不再被帝王任用，身份发生了变化，成为专门以教授文化知识为职业而谋生的人。这一类人仍被称为“儒”，但职业性质有了区别，有的儒是传道之儒，教人做君子；有的儒则是授业之儒，只授人以技艺，易使人成小人。故当时孔子教育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作为君子儒，其所教授的内容应当是“儒经”。在孔子之前，已有成熟的儒经，即《诗》、《书》、《礼》、《乐》、《易》，统称“五经”。“儒经”应当是指这“五经”，
虽然人们把《论语》的作者定为孔子，但《论语》确实不是孔子的著作，因为孔子终生“述而不作”，在孔子有生之年，根本就不存在《论语》一书。就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来说，孔子作为“传道”的夫子，传授弟子依据的文献，有现成的“五经”。所以，于孔子而言，只述“五经”即可，而不必作新的论述，更不必重写新的文献。
“五经”为何如此“完善”？这要看“五经”的作用。从“传道”角度看，“五经”包含了“得道”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一是《诗经》，其作用在于指导人正确运用思想。“诗”的表面作用是教导人运用语言，语言运用得好，思想才能表达得好，因此，通过正确运用语言可以把一个思想创造得超级精致。“思想”是什么？是这个物质世界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呈现什么样的世界。运用“思想”创造世界，恰是“道”的功能。掌握了这个功能，就能“得道”。二是《书经》，其作用在于指导人正确忆起人的历程。“书”的表面作用是记述史实，“史实”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真实面目。这个世界由思想创造，而“事”就是由思想形成的，要想有什么“事”，就要有相应的某种思想。所谓人的历程，只不过是人的不同思想的完美绽放。“历程”即“道”，通过忆起“历程”，提醒人不要偏离“道”。三是《礼经》，其作用在于指导人遵循“道理”。“礼”的表面作用是使人直接了解如何去做当下的事，依据的就是“理”。“理”是从人类历程中提炼出的通用的规律，是“道”之“理”，是这个世界变化的轨迹，亦是思想变化的轨迹，亦是“道”的轨迹。人能知“理”，则能快速“入道”。四是《乐经》，其作用在于指导人尽其性情，自由发展。“乐”的表面作用是使人创新，革除旧的思想，产生新的思想。创新是思想的创新，新思想就是“道”的展现，从“创新”中就能“见道”。五是《易经》，其作用在于指导人明白思想与世界之所以然。“易”的表面作用是变化，变化本身就是“道”。了解了“易”，就能使人直接“用道”。
“五经”作为五种元素，正符合中国古代“五行”文化的思想，即“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之间相生以及相克的思想。按五行相生原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为顺“道”而生，顺生而成世界。《诗经》对应五行之“木”，逆生《书经》，《书经》对应五行之“水”，逆生《礼经》，《礼经》对应五行之“金”，逆生《易经》，《易经》对应五行之“土”，逆生《乐经》，《乐经》对应五行之“火”。“五经”即世界，从世界逆“道”而行，反其“道”而行，则逆生而成“道”。“五经”对于“道”的修养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
对孔子来说，以“五经”作为“传道”的文化知识，已经很完善了，除了应时代需要稍作删改以外，用不着再增加新的知识，故其“述而不作”。但是，如果后人都如孔子“述而不作”，则《论语》就不会被编纂出来。而事实是，孔子时代，由于社会变化太大太快，新的思想和概念不断出现，对“五行”等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涉及越来越少，人们对“五经”的了解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一般人来说，“五经”内容太多太深，难以把握其精神实质，更谈不上用其“得道”。要想更易于把握认识“道”并“得道”，就需要结合当时新的思想和概念对“道”作出新的阐释。而《论语》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后代儒家集体编篡的成果。孔子一生教导的弟子众多，当时所留下的言论更多，应该远不止于《论语》一书包含的内容。事实上，与《论语》同时产生的，还有一部《孔子家语》，其内容就远多于《论语》的内容。但相对于《孔子家语》，《论语》却更具“经典”性。《论语》中的每一句话，不大可能是照搬孔子的原话，而应是高度概括了孔子在某时、某地因某事而发表的言论。然而这种概括，应该是极具智慧的，是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论语》内容看似是由一句句散乱无章的语句构成的语录集，其实是一部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思想文化著作。可以说，《论语》是春秋后期对中华古代文化的一次集中整理和描述。这种整理和描述与此前“五经”有继承又有极大不同，因为继承了“五经”的基本思想，所以就其思想来说，是有源头的，并不是由孔子或他的弟子们自身生发出来的，而是来自更遥远更神秘的远古——尧、舜甚至黄帝时代。就文化核心而言，其与远古文化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但其表述方法与此前“五经”等文献相比却是前所未有，首开先河。这种表述，有明有暗，有隐有显，看似散乱无章、难以把握，其实是对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的一种更好的、更科学的表述。
《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最难以表达的概念，倒不是古代语言的局限——以采用当时语言理解当时概念来说，古代的语言并不比现代语言更有局限——实在是“仁义道德”的概念不是语言所能直接表达的，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思想在《道德经》、《金刚经》中都有相似的表述，如：“道可道，非常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教更有一句最直接的话，叫“言语道断”，也就是说，若用语言表达“道”，表达出来的那个，已经不是“道”了。“仁义道德”的不可言传性决定了只能从两个途径去把握：一是通过自身实证，二是通过语言意会。自身实证是冷暖自知的事，除了自身感受，无法从他人的实证经验中得到任何讯息，故于修道而言意义不大。而语言意会，则是通过语言对“道”进行理解的事，除了自身知识，意会的程度与语言表述方法有直接关系。语言意会的一个特点是：通过描述它物，借以理解此物。所采用的方式多是比喻、借喻、寓言等寓意方式。为使意会更全面，就需要更多更贴切的寓意内容。内容本身相互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其背后意会出来的寓意，相互之间却可能有很强的关联性或逻辑性，从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整部《论语》恰恰契合这个“语言意会”的思路，依照这个思路去理解《论语》，或许能得到更多领悟。
整体上，《论语》二十篇，以“仁”为体，以“政”为用。前十篇为“内篇”，核心为“仁”，主要论述个人“仁”行。后十篇为“外篇”，核心为“政”，主要论述社会“政”治。分开来讲，第一至第四篇《学而》、《为政》、《八佾》、《里仁》，是为全部《论语》先立四个主题，第一为“学”，第二为“政”，第三为“礼”，第四为“仁”。“学、政、礼、仁”就是《论语》所要集中论述的核心。第五篇《公冶长》，以孔门弟子学习情况，进一步论述“学”，与第一篇主题“学”相应。第六篇《雍也》，以学有所成之人从政情形，进一步论述“政”，与第二篇主题“政”相应。第七篇《述而》，以孔子作为圣人的一生的所作所为，进一步论述“教”，既与“学”相应，亦与第三篇主题“礼”相应，即“礼”必须由“教”而来，“礼”之核心在文化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法治。第八篇《泰伯》，以至德之人之行状，进一步论述“德”，与第四篇主题“仁”相应。第九篇《子罕》，以孔子罕言之言言及“道”，实乃进一步论述“仁、德”，而又超越“仁、德”，延展至“道”，返及“命”，是对“仁”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深化。第十篇《乡党》，以孔子得道后的生活情景，论述“学、政、礼、仁”四个主题的其它，此乃综合前半部《论语》而作总结，是对整部《论语》主题思想的一个深化。
第十一篇《先进》，以为学之各色人等，辨析人与人之不同。人有差等，事有差错，见有差别，行有差异，学有差次，故要想有所进，则必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先后有别。第十二至十四篇《颜渊》、《子路》、《宪问》，以弟子之问，论述学之“道”贵在问，是以“学问”求“道”。第十五至十七篇，集中论述“政”，是以“政”求“道”。第十五篇《卫灵公》，以君子层面人物为政为范围，论述人们在为政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第十六篇《季氏》，以大臣层面人物为政为范围，论述从政的一些规律性问题。第十七篇《阳货》，以陪臣、小人等层面人物从政为范围，论述存在一般人之间的一些习惯性、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一些似是而非的见解。第十八篇《微子》，以仁人为主体，结合孔子被绌，论述如何对待从政不被用等问题，最后以孔子“无可无不可”表明圣人态度，以周公之言点明好的政治应当如何用人。第十九篇《子张》，以孔子弟子对儒学的认识，进一步纠正对文化修养及社会政治的认识。第二十篇《尧曰》，以圣王之言，对后半部《论语》作一结论，即为政在做人，为政在从美屏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