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箴言如今仍被大量地引用着。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一如从前，一方面是浪漫主义式的，现在必然优于过去，未来必然优于现在，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不断进步的；另一方面又是充满迷茫的，我们发觉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又尚未发现和发挥作用，如果不保持学习，随时会被时代抛弃。
“现代化”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这一困境，在几十年前，它激发了奥威尔的恐惧和赫胥黎的噩梦。然而，现如今这一困境更为个体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地位、权利和生计的不可靠性，对它们未来持续的不确定性，人们身体、财产、共同体的不安全感，都是在现代生活被感知到的痛苦。
在这基础上寻找人生的意义，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徒劳又没有意义。后现代主义由此兴起，面对现代性对人的异化，最好的方式或许是解构它，只要把意义整个消解掉，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后现代性似乎是现代性的下一个阶段，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颠覆。
《流动的现代性》作者鲍曼，把后现代性看作现代性的自我进化，并用流动的现代性指代它。现代性是“流动的”，是跟以前“沉重的”阶段相比。
流动的状态体现在“重塑”而非“取代”既定秩序和旧有结构上。像液体一般流动和变形，它无法建立起一套权威的秩序体系，只是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否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困境。
鲍曼挑选了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劳动、共同体这五个基本概念，来比较现代性的变化。他的行文风格晦涩跳跃，仿佛跟着现代性一起液化了，阅读体验比较痛苦。但是归结起来还是能够发现一条主线，即“个体化的进程”。
一、解放是一种幸事吗？
“解放”的字面意思指，在想象力和实际欲求都不超出行动能力的基础上，人们可以感到自由。当然存在一种可能性，通过某种形式的洗脑，人们没有能力对自己的境遇作出判断，人们可能满足于自己的一切，即使感到的自由事实上根本就是幻象。
在现代时期，“解放”被放在政治改革日程的首位，“自由”位于价值清单的最前头。不过，解放的力量却是建立在社会约束上。涂尔干认为，个人服从社会，是个人获得解放的条件，是那些“规范”的社会力量，使个人从盲目的、无思考能力的物质力量中解脱出来，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贸易成为可能。这种对秩序追求的极端体现，正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度，正是边沁的全景监狱，正是Big Brother。
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如今的问题在于，社会停止质疑自己。这不表明我们的社会像现代时期一样，用规范压制质疑的思想，它也没有使自己的成员保持沉默。情况恰好相反，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事生活政治，通过微博、推特等途径，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对政府、社会的批判而不受到惩罚。
然而，这种批判不是足够深刻的，无法触及社会机制运行的深处。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原来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超过了生产，个人对社会的要求很简单，提供支撑消费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社会给予个人极大的消费自由。
正如列奥•施特劳斯警告过的，史无前例的自由已经和史无前例的无能为力一起到来。
二、消费的改变
与现代时期不同，当代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在于浪费，资源的丰富使得个人首先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在社会上生存。
在消费社会中，自由首先被解释为消费者的充分选择，对消费品的依赖是所有个体自由和获得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
因此，把消费当作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公开体现是不恰当的，如今消费更像是一种强迫性行为，个人为了追上不确定性社会的步伐，为了获得不再焦虑的能力，要跟大众的消费趋势保持一致。知识付费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佐证。
然而，个人的进步永远无法赶上社会的步伐，谁也不知道当下的欢愉能否带到未来。恐慌之下，各种见效快的消费就成为了“理性选择”，延迟满足的原则被抛弃了，欲望和满足的距离浓缩成了一个点。在抖音上，每一个视频间隔和持续时间必须要短，延迟约等于零，欲望满足的强度和频率成反比。除了立即的、持续的自我满足之外，其他任何事物都不重要。
三、公共空间的异化
在当今城市，存在大量被看作“公共空间”的场所，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它介于市民社会的商品交换领域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之间，是独立于政治建构的公众舆论，从而维护公共福祉和社会总体利益。
如今，互联网生活开辟了新的公共空间。线下的大部分公共空间，都被转变成了有型消费空间，诸如音乐厅、旅游景点、购物中心。这些公共空间鼓励的是行动，而不是互动（inner-acton）。身处其中的个人不会期望互动，因为这不会给购物的愉悦带来任何好处，只会使他们的注意力从手头上的任务——消费移开。
在消费空间中的人群，是人的聚合而不是人的整合。无论有多么拥挤，这些消费空间都没有任何集体性存在，想要在其中产生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自然是不可能的。
线上的公共空间自诞生以来，就被个人占领着。微博、推特上的绝大多数的“公共话题”，都被降格为个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任何社会热点最终都会沦为谈资，自发酵、曝光到无人过问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周。
“公域”侵占“私域”，这不是当下发生的事情。相反，是私人问题在大规模占领公共空间，赶跑所有对自己无用的公众话题。公共空间无法发挥过去的作用，个人必须自己承担个体化的压力，个人福祉的责任。
四、福特主义模式的终结
福特主义是工业化、资本增值与管理的典范。这种制度，建立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一分工基础上，工程师和管理层运用泰勒制强化对工人的管理控制，工人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劳动。
福特主义受大型工厂建筑、重型机械和大规模劳动力的约束和限制，资本像劳动力一样固定在特定的区域，为了防止劳动力的转移，他给工人增加一倍的工资。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依赖，是沉重的、固态的、庞大的现代时期的最好体现。
现在，通过互联网，资本就能轻松地在全球流动，而劳动仍像过去那样纹丝不动。这使劳动者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劳动的讨价还价和表示抗议的权利被削弱了——工作变换的速度和频率持续增长，工作生涯充满着不确定性。想要签一份长期合同，不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
五、共同体的扩张
人们通过相似的目标和方式，通过他们怀有的观念和遵从的行为准则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共同体。共同体锻造出了团结一致的理念，它将潜在的差异和引起冲突的可能性抹除了。在共同体中，人们可以避免互相敌视，和睦相处。它为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当代社会创造了安全的避风港。
鲍曼引入了“衣帽间式的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y）这个概念，来解释如今的共同体特征。观看演出的观众，穿着适合于那一场合的服装，尽管这些人在白天时可能志趣相异、爱好不同。在演出结束后，这些人又回到了他们平时的角色，消失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
衣帽间式的共同体，通过某一方面的相似兴趣吸引在其他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体，它不会将个体的共同关注融汇成真正的联系，因而是一种假象和错觉。此类型的共同体在互联网生活得到进一步发展，看看你的微信群就知道了，如今共同体的数量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时代之和，每一个APP就是一个共同体，每一种亚文化社区或者QQ群就是一种共同体。每一个人都被分裂成不同的部分，融入到不同的共同体中，但是当你需要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时，这种小社会网络没有任何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