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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快七十岁了。那天晌午回到老窑洞，中间阔别了八年。我们用一个钟头收拾好了要带走的物件。
我和父亲合力闭上吱吖作响的老木门。叮咣一顿敲，将生锈的铁锁扣上。一回头，母亲不见了。
目光一路扫出院子，越过一人高的杂草，看到了她的后脑勺，随脚步起伏。她早就出了院墙，作势下坡。一花白的头发，一副发胖的身体，步履无比的坚定，像离开一个陌生的院子，离开一些陌生的窑洞，离开跟她没从什么瓜葛的日子。
从她嫁过来，到这次离开，一个五十年的短暂串门。
父亲和我都看呆了。山高路远，很可能，这一别就是永别啊。
但她一点都没想过要回头。
母亲拥有着一个我们完全读不懂的世界。
她不识字，一个字都不识，甚至认不得自己的名字。
那些在我们看来迥异的横竖撇捺之间的差别，在她眼里，还没有后山的两颗土疙瘩差别大 。在陕北，这种情况被称为“没文化”。
我因此而觉得非常恼火。
秀秀刚上小学的时候，都认得一箩筐字了。拿着粉笔在炕沿石上给我炫耀，说他妈教的。我假装嗤之以鼻，上学了自然有老师教，忙什么？
心里想的是，我妈要是识字，能教我，该多好啊！
开学，书本上的姓名栏空着，要等去外地画画的父亲回来才能补上。放学作业的难题，是完全没人能够指望。只有自己上课睁大了眼睛去看，扯开了耳朵去听，像海绵一样将每滴知识吸收殆尽。只是为了做作业的时候，不用上山下洼去求人。
“你自己没文化，却教出个好儿。”这是老师下地路上遇到我妈说的，夸我功课好。她回来兴高采烈地提起。那晚的洋芋丝，切得特别细，炒得格外香。
命运以不经意的方式洒下了第一颗糖果。我有些沾沾自喜，接受了我妈的“没文化”。当我开始上学识字，变得“有文化”后，离开了跟我妈共同拥有的世界，那个“没文化”的世界。
在陕北，“没文化”并不暗含贬义，它只是个陈述。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不懂得纸面书写的这种语言。所以她写不了字，看不懂书。在我们文化人的脑海里，要想清楚一件事情，都会按照文字的方式浮现，凡事会有一二三四，有内因外因，有案例典故，而她没有。我们遇到明媚的黄昏清晨，遇到壮阔的起伏山河，会拽出很多文辞与感慨，而她不会。
我们沉溺在浓稠的文字电波里，每个人身上都插满了发送和接收的天线，瞥一眼窑墙上贴的旧报纸，都能被迫接收到大量信息。苏联解体、德国统一，香港回归、南方洪水。而母亲无从发声，也无法接收，她的心灵独自住在一个电波静默的孤岛，一个比我家窑院大不了多少的地方。
我猜在孤岛上生活久了，人便养成了习惯：话不多，睡得好。
下地的人，都会呼邻唤友一起去。我妈总是独去独回。清晨，她在黑暗中起身，拎起锄头和干粮，翻过脑畔，沿着弯弯曲曲的幽暗前行。到地里天才亮起。几十顷的玉米杆半腰高，野草也悄悄冒出了头，还不算稠。心下暗暗谋划着，要分几天锄完，今天要锄到崖畔上杏树根那里。
她抡起无声的锄头。虫鸣左一阵，右一阵，像一些热烈的讨论。在她心中，这讨论跟报纸上的文字没什么两样，密密麻麻，读不出任何意义。山梁上的苹果树摇来了更大的风声，那风赶去山巅的时候，被玉米刚抽的穗儿绊倒了一些，摔到她的耳边。她没听见，那一刻她正在给锄成了两半的一只蚯蚓道歉。
“应该会变成两条，继续活着吧。”她这么安慰自己，往下一行锄去。
渴了就坐在梯田的背阴处喝口水，累了吃口馍。我不知道在农活儿与农活儿的间隙，在时光与时光的间隙，她背靠梯田，面向对崖无穷无尽的山峰，天空白云漫卷，在想些什么，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想呢？她是否也有对山的尽头的好奇，和对生命尽头的恐惧。你问，她总是笑笑，话也不多。与其担心这些，还不如担心今天的地，锄不完。
担心啥也没用。拧好水壶，鸡皮袋用土疙瘩压住，翻身站起，投入下半场的劳动。夏天的阴云经常搞突袭，从峁后翻过来，眼看要下大暴雨。脑畔上跑回来提前收工的叔婶，就是看不到我妈。她不怕这些，有条不紊地锄完最后一行，天塌下来有土地接着。
不下雨的话，什么时候收工呢？别人会准点听着收音机把手表对准，我妈只需要跟奶奶对一下太阳。地里返回的刻度，是太阳爬到了对面梁顶柏树的上头。家里做饭的刻度，是天窗的影子转到了炕沿上头。人到家，饭刚好摆到锅台上头。
如果把能吃能睡当做健康的衡量指标，那我妈可太健康了。
只要我妈停下手中的活儿，把针线往笸箩里一塞，立马就开始点头，然后起了鼾声。因此被我爸评为世界上最“无事”的人。反观我爸，听新闻长吁短叹，看天气愁眉苦脸。一堆翻烂的小本本上，记满了赶集买货的清单、往来欠下的人情、三年五年的收成。而我妈，就算雷打得震天响，窑院里羊扯着嗓子被人拽走了，大概也不会醒来。
睡得好这个事，不知道是天赋，还是说，人之初睡得好，但有文化的人被知识改变了命运睡眠就变得没那么好了。
但我妈醒着的时候，是不允许自己手里闲着的。她有一双大手，由劳动塑造也最终献给劳动的大手。二十岁不到，嫁到了常家沟，修梯田打坝，每一铁锨、一撅头下去，都是结结实实，板板正正，一个“好受苦人”——她得到的最高评价。
冬季没有农活，她总是在撕棉花和拣豆子。把老棉衣拆开，取出发黄结块的棉花片，一绺一绺地分开，向云一样轻飘飘地叠起来，重新装回去。把一大簸箕的黄豆拨到半边，一颗一颗地过目，分成好的和坏的两拨。我妈一上手，头也不抬，像一个写好的程序，按下启动键，抬头已是三小时后。像一只崩坏了齿轮，走得飞快的表。
我妈这辈子除了结婚时候的陪嫁，再没买过一只表。那只表在我出生那年磕到了碾盘上，再也没能转起来。我出生以后，她就失去自己的时间。反正劳作和收成，每年都一样，按着天地的钟表在走。
我的时针在汹涌向前，很快就上了小学。家里挂起了一个石英钟，但没有闹钟功能。我说七点起来上学，七点前母亲准醒。某一天临时调整成六点，她就换成六点前准醒。我们都好奇，睡眠这么好的人，是怎么醒的？她说：“没甚诀窍。就是头天晚上说几点，几点就能醒来。”没有原理，没有道理。她也无法解释得清。
她只是以我的生命为刻度，把自己变成了时钟。
我像一只幼蚕，随时光推移，一片一片地吞掉课本，不断扩大认知世界的边界。而我妈的世界边界，仍然在常家沟的半山腰上，在灶火圪崂、羊房鸡圈和田地之间，赶集只到义合镇，一年都去不了一次县城。
她究竟认不认得这个世界啊？我想告诉她，这个世界是秋收场上的麦子，而常家沟只有一粒麦子那么大。连县城都只是一穗麦子而已。我们挤在一块巨大的陆地上，周围包裹着无垠的海水。我追在她后头讲这些。海是什么？就是全村人一辈子都喝不完的那么多的水，汇集成的一个——水滩（我们那里没有湖）。她一边哦着，一边端着洗锅碗的水，倒进鸡食盆里，自顾拌着玉米糁，手都没停。
我试图教她认识汉字数字，可到四五六就无法进行了。因为它们没有规律。四要划六下，而六却只划四下。凭什么这么设计？仓颉当初真是欠考虑。
记不住就记不住吧，认不得汉字，认不得常家沟之外还有什么，对我妈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看不懂的事，就等于没有看见。听不到的诋毁，就等于没有诋毁。她是真正活在今天的人，过去的事从不提起，明天的事从不担心，做好眼前事，事毕倒头睡。
我妈像是上天派来告诉世人的，快来看，这里还有另一种活法！她一辈子不听什么新闻，无论听不听，那时的新闻现在都变成了旧闻。她一辈子也不记得几个人，无论记不记，那时的人现在都不会再见面。这世间仿佛没什么能使她困扰。直到六十岁后，她随我来到城市。
城市生活有很多规矩。指示牌、公交站、便利店，需要认字的地方可就太多太多了。起初，连分辨男女厕所都是个问题。写着大大的“男女”二字的尚且分不清楚，更何况有的只画了个烟斗或裙子。
我是相当为我妈担心的。但她好像比我预料得更快适应。在车水马龙里走路，无异于在一群牛羊里穿行。街上聒噪的信息洪流，依然影响不到半分。房子边上的公路喧哗不休，她依然能做到沉睡依旧。带她去治病打针，她就伸出胳膊。带她去拔牙补牙，她就张开嘴巴。反正也听不懂病名，看不懂病例，最多一句“贵不贵？”
我的妻子给她买了很多时兴的衣服，她脱掉了受苦人的装扮，收到啥穿啥。带她去到新的地方，眼神紧紧跟着我的妻子。模仿如何坐，如何站，如何撕开筷子，装好筷子头，优雅从容。生人乍看之下，很难发现，这个人竟然没文化呢！
大家都崇拜有文化的人，可有文化的人也不一定啥都厉害。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妈瞥见窑墙上我的旧衣，眼泪无声地奔涌，我爸这个有文化的人，就没有一点办法。最后还得是我妈重新脚踩大地去劳动，跟向日葵无言地诉说，听风吹来的安慰，才恢复了一些平静。
如今全家都在一处。只有我爸这个文化人，整日里伤春悲秋。担心老家的窑顶被雨水冲，门锁不严招坏怂，祖坟上头荒草生。怀念秋收的粮食堆和夏夜的凉风与蝉鸣。转头摇醒我妈，“想不想家呀？”
回答总是很干脆：“不想。苦还没受够？”
又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