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风俗画
城市的发展使宋代成为文艺形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的告诉了我们北宋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展下的繁荣景象。同时说明着山水画全盛的时代，城市风俗画在萌芽。宋代也有不少以《货郎图》题材的作品。
宋代的城市风俗画，一方面由于中国深远的农村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元代沦亡于异族，知识分子受挫，文人远离世俗等许多历史原因，城市风俗画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拖延，一直到明中叶以后才逐渐复苏。
明代市民绘画的曲折发展
相比较元代，明代绘画受到了新兴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更多俗世的影响。画家于俗世的结合，表现在色彩的重新出现，表现在人物画的现实性格，表现在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哈，也表现在画家不避“卖画”。
唐寅，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足以代表明代整个社会真真实的面貌，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他的不得志更多的来自他对现世的眷恋。明代文人俗世的成分太明显，他们在社会“名”与“利”中挣扎，既羡慕又无能为力。唐寅人物画的俗世性格十分明显，他的《仿韩熙载夜宴图》里忙碌于现世享乐的歌伎、士绅，都不再是山水画中的文人心境，而是城市新兴中产市民的写照了。
明末清初社会与政治剧变，城市市民风俗画正常往城市中产者的肖像画发展时，受到了逆流的冲击，中国典型城市资本主义形态的市民画无法像欧洲那样顺利发展。
被称为“晚明变形主义”的吴彬、陈洪绶、崔子忠等人物画家，一方面继承着明代人物画的俗世性格，另一方面，又反抗着暴发户的商业文化形态。他们一面入俗世，一面走骇怪路线，创造了明末清初文人传统、市民风格、远承释道人物画集大成的表现。
扬州画派 海上画派
画家卖画在明代显然多了起来。
清初的扬州是城市风格绘画形成的代表重镇，在这里建立了18世纪中国市民艺术的大本营。
扬州画家大部分不是土生土长的，它的商业繁荣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吸引了众多画家。扬州画派俗称“扬州八怪”，事实上这巨大的工商城市市民画运动绝不止八个，他们风貌不一。他们来到扬州大半以卖画为生，他们不附庸风雅，以“俗”入画，以温暖的色彩歌颂着人世间平常人家的生活。
郑板桥是扬州画派在画风上最文人气的，他一贯着兰竹传统，不施色彩，但他又特别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郑板桥的诗作及题画文字中特别有讽寓之意，是扬州画派中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时势最敏感的画家。他先十年仕宦痛苦，后成为在扬州卖画的艺术家。郑板桥笔下的竹自然不仅是竹，而是他内心的傲岸之气，面对没落的封建贵族、凋敝的农村、新兴的城市，他有着沉思苦恼。
海运时代的来临，扬州转移到上海为代表的市民艺术。19世纪在上海活动的市民风俗画家和扬州画家一样，在新兴城市发展他们平易近人又充满现世喜乐的画风。题材上，海上画派比扬州画派世俗性更强烈。任伯年以十分街井市民的生活内容如画。
由于新兴城市市民背负着封建社会遗留的压力，广大农村的问题，文人士大夫的遗习等，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并没有成长像西方那样的城市市民画家。
20世纪，出身穷苦来自湖南乡间的齐白石在艺术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从民间的工匠出身，经历了民间木雕的传统，他又寄寓文人的家庭，受到过文人画的训练，后来他又在街头卖画，习染了城市市民生活的种种，使齐白石创造了综合文人、城市民与农村经验的动人艺术风格。他以无成见的赤子之心去宽纳一切世间动人的事物。文人在他的画中可以看到浑厚的笔墨，诗人的意境；城市民可以看出日常生活的题材、强烈的色彩、乐观兴奋的心情；农民认同他孩子般的稚拙与天真，毫不装作的质朴与憨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