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到18日，应中国筹款人联盟邀约，春苗和我代表敦和基金会到福州参加12hs，与福建当地的公益机构做交流参访。通过3天的参访和座谈互动，我们对福建省公益发展情况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整体上看，福建省民营经济发达，资源多，但公益并没有显示出与经济发展对等的阶段，福建省2016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28519.15亿元，在全国各省区市排第八位，经济排位靠前，而公益行业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草莽阶段。具体表现为：
1、福建本地基金会活跃度低。
福建本地基金会300多家，但活跃的就几家，大部分只有一个空壳，没有实际做事，为数不多有实际业务的基金会也大部分是埋头自己做事，以简单的扶贫济困为主，有支持行业生态发展的资助理念的不超过5家，基金会之间缺乏交流和看见。
为数不多做当地公益行业支持的基金会有恒生基金会、林文镜基金会，两家机构出资支持成立了福建公益沙龙（非实体机构），并支持了一个全职人员工资。这次的中国筹款人联盟的XXX活动就是有福建公益沙龙承办的。
2、百姓对公益的认知很少，因为不了解所以心存戒备
3、社工发展困难重重，一是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工作从事社工工作的比例非常低，二是毕业从事社工工作稳定性也比较低，很多是暂找不到其他工作或者以社工工作经历为跳板。除此以外更多的是来自政府的不支持。
4、公益组织埋头做事，缺少对国内外比较先进、成熟、创新的项目模式的了解，闭门造车，做了重复建设和耗时耗力自己探索的工作。有些项目模式国内外已有同行趟过，总结出经验或成熟产品模式可以借鉴。（如三坊七巷家风家训馆、微公益时间银行）。
5、缺少在地的，能够取得政府信任的公益智库。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老师一是校内课题任务和评职称的压力很大，很少有精力做实践或对NGO提供咨询顾问或指导，教学和实践脱节严重。
6、福建整体公益氛围不开放，集中表现在政府对社会工作理解不到位，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支持，因为担心多做多错所以干脆有政策支持的也不做（开捐赠票据）。XXX机构的柯毅萍老师（XXXX高校老师）举了一个例子，社工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申请政府公共服务采购资金，政府因为没做过公共服务采购不知道组织相关工作，就让NGO帮政府制定招标框架流程和文件，NGO承担了很多超出本职范围和能力的工作，对本就风雨飘摇的草根组织来讲是雪上加霜，打个比方就好像想踢球需要先自己设定比赛规则一样，但其实我的所长是踢球而非后者。虽然从积极角度看，NGO比政府更了解自己和社工，自己制定政策有利于后续执行，但是操作周期太长，从政策制定到招标开始，需要大半年，这期间NGO的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营经费没有来源，人员精力也要转到非本职工作上面去，机构生存发展因此面临考验。
尽管政府近一两年也有心推动和做一些社会组织支持工作（如组织NGO进行财务管理、法律等培训），但整体态度仍然很谨慎，例如有些政府采购项目完全不支持列支人员工资、项目尾款有时要拖一年多才到位等问题。
究其根源，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绩考核重点不在社会工作实际是否做得好。社会组织管理局下面的人事处，人事处下设社工处，从架构可以看出，对社工处工作绩效的考核重点是人事管理工作，与社会工作无关。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福建公益沙龙讨论会上认为大家除了抱怨以外，还要不断去做相关努力，认为现在是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比如安娟，是福建省最老的社工，从2008年开始做社工，后来鲲鹏青少年服务中心的青少年社会工作也有了一些成效，然后逐渐得到政府的支持。因为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安娟现在是福州市政协委员、党代表，安娟表示自己有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后，也能够更多地接触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自己无升官发财的顾虑掣肘，在每年提案都提反应本地社会工作机构现状问题的提案，她自称“无知少女”，其实也是非常积极地去和政府介绍社会工作，希望慢慢能够推动政府态度的转变。
同时，在鲲鹏青少年服务中心机构发展成熟后，她从机构出来，在林文镜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鹏辰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专门做社会组织的支持、发展以及公益行业平台枢纽相关工作。
我的思考：
公益面临的具体生存和发展困境的背后，是从政府到基金会、企业、民众以及公益行业本身构成的大生态尚未发展起来。前几年有个口号喊得很响-“要想富，先修路”，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建立、打通资源流通的渠道是扶贫工作的前提，这个道理和公益机构发展的道理一样，要想单体的机构/项目取得发展，就要先在当地建立在地的公益平台枢纽机构。有了这类机构，就有了连接公益生态系统的每一个重要环节的功能，比如政府、基金会（尤其是做行业支持的资助性基金会）、企业、民众、公益组织支持型机构（平台机构、智库等）。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
1、支持二线、三线成立公益机构支持型机构；
2、倡导基金会尤其是本地基金会关注本地公益资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