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发旧文，以悼念因病去世的唐师曾！
“诺曼底”的趣说与戏说
向明
唐师曾写的书，明显具有“不枯燥，有味道”的特点。一来它有“真”的东西，二来它有“自我”的东西。一口气读完《我的诺曼底》，我首先想到的三个词是：正说、趣说和戏说。作者以为，该书“不能用‘戏说’来形容”。反之，有人批评他是诺曼底“失身”，是戏说。（详见《新京报》2005-08-19）其实，《我的诺曼底》（《我的诺曼底》唐师曾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一书应是趣说为主、正说为辅，以及偶尔的“戏说”。
把60多年前的二战题材，交到一位当年尚未出生的“战地记者”的手中，闹不好是剪贴史料，或者冷静如“事后诸葛亮”。但《我的诺曼底》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历史叙述，并佐以活灵活现的图文解说，让丘吉尔、隆美尔、希特勒……等二战的著名人物跃然纸上。所谓“尝试新的新闻采集方式”，也只有“新华社第一个装备移动通讯装置、不畏刀剑现场采访突发事件的记者……”的唐师曾才能胜任。
《我的诺曼底》从所见所闻的人和事说起，属于“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采访手记，以“我的足迹”将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前苏联、中东、日本等。与二战相关的内容连缀在一起，像游记报道，又像历史随笔。对于已过世的卡帕（作者景仰的战地摄影记者）和在世的小隆美尔、老黑等，并非只有名人“事迹”的描写，更有个人生活的逸闻趣事。
作者拜会原斯图加特市市长、法国外籍军团司令的小隆美尔时，“原以为隆家一定也像其他名人故居一样，门口立着制式塑像”，谁知“静悄悄既无传达室，也无警卫班，整个隆府仅是一座旧民宅”。小隆美尔的书柜里，既有小朱可夫赠送的朱可夫相片，也有“面露凶光”的小巴顿的儿子小小巴顿。这些二战敌对双方的名将之后，居然成了“一壶浊酒喜相逢”的朋友，绝对是“几度夕阳红”的笑谈。
这部书名叫《我的诺曼底》，自然离不开唐氏的个人痕迹。1942年1月间，纳粹在柏林南郊召开万塞会议，该会议形成在欧洲搜捕犹太人，集中东运，组成劳动改造性质集中营的“最终解决方案”。作者在万塞会议旧址发现一条史料：“1939年10月以前，上海是世界上惟一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这年共有14000名犹太难民逃亡上海……”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抢着对展板前参观的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这些“真情实感”，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感受。
有人说，作者写到丘吉尔，“忍不住提到自己和丘吉尔是同月同日出生”，“我们家什刹海老宅”“那天我爸也冒出一句出格大话：我为唐家生了八斤半的大儿子！”（《新京报》2005-08-19），乃典型的“拉虎皮做大旗”之举。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小撮胡椒面”。二战的话题太累人、太沉重，缺了胡椒面的“刺激”，难以让人耐心读下去，更别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
所谓“唐氏歪论”，则是该书最出彩的点缀之笔。作者写道：“我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恍然悟出这样一条真理：历史由人民群众书写，但只许英雄豪杰署名……我开始把人分为四个等级：1.制定规则的‘爷级’人物；2.执行规则的‘爹级’人物；3.遵守规则的‘儿级’人物；4.破坏规则的‘孙子们’。客观地说，上述说法“不歪也不正”，它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中国记者之有个性、有勇气的“有感而发”。（此文刊发于2005年10月6日《北京日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