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反对阐释》，当然她不是要反对所有阐释，而是反对过度阐释。
对事物的阐释是人类的本能，人们拥有揭露事物“深刻”本质的喜好。譬如，我们总喜欢谈论“国民性”、“劣根性”问题，遇到社会热点问题时信手拈来；当我们谈论时事问题时，也同样喜欢拿体制开刀，体制批判是一把万能钥匙。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则会喜欢制造概念与符号，眼花缭乱，也同样属于过度阐释；我们谈论90后的一些行为时，同样喜欢贴标签。
过度阐释很好地反映了人类有简化事物的冲动，之所以需要简化，一是因为降低思考成本，贴标签便是这种行为，我们总是不习惯于认真考察一个事物的本来面目，降低思考成本与筛选成本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这符合理性经济人的特性。二是因为过度阐释显得深刻。对事物本质的归类是人类的本能，科学界、哲学界都有追寻事物本质的倾向，总会用精炼的公式、格言式的语句来达到审美效果。而不恰当的本质归类，则缺乏天才们那种洞穿事物本质的特点。过度阐释中的深刻性展示的并不是深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肤浅。比如，我们提到“国民性”、“劣根性”，这种文化因素的归类概念具有极大的不精确性，甚至有些使用者自己都不能解释清楚什么是国民性与劣根性，但谈论起来逼格一下就“高”了；又比如，时事评论的批判体制万能钥匙，一有负面时事新闻便首先归咎于体制，当然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受制于体制，但一件事情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不妨还原一下事情的本来面目再做评判。
过度阐释试图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概括本质，但很多时候确实徒劳的，它忽略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给人呈现一种简单快捷的答案，表面上是在解释事物，却用解释和意义的阐述替代了原有的事物与文本，结果就是只见阐释不见本质，只见阐释不见原本，它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扼杀了真正的自由思考。
这种对深刻的追求根本上源于对意义与原因的追求。人作为一种超越了生物性的动物，总是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马斯洛的“五大需求”中大部分是关于精神性的需求，意义的丧失意味着存在的荒诞，因此，很多时候，必须赋予事物意义；第二，人是因果性的动物，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往往不愿意接受它是无缘无故的。如果说，对意义的追求是对结果的肯定，那么对原因的追求则是对事物初始来源的偏好。而据此也产生了过度阐释的两种形式，一种是过度的原因解释，一种是过度的意义解释。不恰当的无限归因属于第一种，比如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中国的今天是老祖宗造就的；眼花缭乱的意义阐释属于第二种，比如，一些玩概念的经常喜欢用“标杆”、“试金石”、“分水岭”来强调意义。过度的原因解释属于想后看的，过度的意义阐释属于向前看的，一个属于过去时，一个属于未来时。但它们都脱离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与真正的因果关系，本质上都是对逻辑与因果关系的背叛。
如果过度阐释以科学的面目出现，那么可能危害更大。比如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简单归因的倾向，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固然是一大贡献，但过度强调童年影响，甚至将很多奇奇怪怪的梦归于性，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背叛。之所以要提到心理学，是因为这门学科是以科学的形式出现的，有相当的专业性，如今的心理学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心理学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时代，但还是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借用弗洛伊德来过度阐释。因此，过度阐释于是变成了简单的说教，只有符号没有思考，过度阐释者也借此完成了对原因与意义的构建。
那么，过度阐释与正常阐释的边界在哪？坦白说，还真没有明确的客观边界，因为不同的人由于阅历的深浅、思考的深度不同，可能有一些一针见血的阐释在另一些看来属于过度阐释，与其去划分边界，还真的不如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很多时候去除信息的不对称，还原真相，纷争可能不会那么多。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