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的时间始于1976年，那一年我七岁，暑假过后我开始上学了，之前的历史一片空白。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育红班、幼儿园、学前班，我们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我直接入的小学——小学是五年制。那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学校就设在村子东北边的大庙里。庙里的泥塑神像早已不知去向，不过，屋顶上墙壁上的彩绘还依稀可见。几间大殿做了我们的教室，窗户比门都高且阔。大殿由于屋顶特别高的缘故，阴森可怖，一个人待在那儿会感到害怕。大殿的柱子很粗，粗到我们两三个人抱不住。教室里没有课桌，老师就到大队部找了几块长三四米宽三十公分厚两公分的桐木板，在地上并排扎了三个三十公分高的土桩，把木板往上一放，就成了课桌。这样的课桌总共有三排，每排坐五六个人不等。没有凳子，老师让我们每个人每周一从家里带一个小板凳，这样教室里的凳子就高高低低、奇形怪状，周六下午放学再带回家。那时候没有双休日，每周上六天半的课。

教室的大窗户上没有玻璃，冬天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找一些那个年头的稀罕物件——塑料纸蒙上，可是塑料纸不久就被大风刮扯烂了，再后来那大窗户就张着大嘴，把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往屋子里刮。因为庙宇比一般的屋子建得高，所以夏天时教室里凉爽极了，尤其是中午，我们吃过午饭，结伴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凉爽的地上，或者坐在斜放倒在地上的光滑的石碑上玩。夏天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屋顶的大梁上常常爬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花蛇。老师说那是条菜蛇，没有毒，所以我们也不害怕，不担心它会掉下来，它爬它的，我们玩我们的。

教我们语文课的杜老师也教我们体育。学校的操场上没有沙坑，我们没法练习跳远。杜老师就在体育课上，带领我们十几个男生，先在校园的一角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那大坑足足有两三米宽四五米长十多公分深，我们楞是用了一个学期的体育课时间，用书包从距离村子两三里地的小河边挖沙、运沙，一点一点，终于把沙坑填满，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沙坑训练跳远和跳高。

教室里的黑板，是请村子里的木匠做的，几块木板推平，粘在一起，上面刷上黑漆。黑板放在教室前面的木架子上，晃晃悠悠，老师在上面写字，黑板和架子能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那时候最金贵的是粉笔，那玩意儿得买，而且经常买不到。所以老师让我们到村边的小河滩去捡石灰石，放到教室的墙角，以防备粉笔断货以后能用这些石头顶一顶。黑板也因此被石头划得一道一道深痕。每年到了寒暑假，学校都要把村里的木匠请到学校，请他把黑板再修整一下，刷一下黑漆。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上了三年级以后要用钢笔和墨水。这两样东西都不便宜。尤其是墨水，一瓶很快就用完了。学校有一个张老师会自己制作墨水。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制成的粉末，用水一搅拌，就可以当墨水用了。虽然质量不如买的，但架不住它便宜啊，小卖部卖的墨水得几毛钱，张老师制成的墨水只要几分钱，同学们都买张老师的墨水。张老师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在村子里上小学没有早晚自习，不过家家户户也没有用上电——家家户户用上照明电应该是在八一年八二年。在那之前村子里大概只有大队部和学校通了电。那时晚上回家也有homework，几个孩子常常是用放学后的时间疯玩，到了天黑才在父母的吆喝声里回家吃晚饭，然后集中到某一同学的家里，点起昏暗的煤油灯，熬战，半小时的作业我们能用一个半小时完成。那时候家长们在一起，经常抱怨自家的煤油用得快。

在学校里，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就是听广播。学校有一个高音喇叭，每天都定时听新闻。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等等大事件，我都是通过学校的广播知道的，那时我大概八九岁到十一二岁。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每天到了下午放学后，杜老师把我们几个小孩带到他家听广播节目《小喇叭》——“哒嘀哒，哒嘀哒，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声音伴我走过了童年时光，杜老师家里有一台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收音机。

我的艰难岁月不算艰难。我知道长我十多岁的大姐二姐，小时候跟着父母吃食堂吃过玉米芯棉花壳芝麻壳磨成面做的馒头；我知道长我七岁的大哥上大学是八十年代初，他读了四年大学花掉了家里八百块钱，我上大学是在八十年代末，读了两年大学花掉了两千块钱。大哥有一件母亲做的粗棉布衬衣，他穿了四年，打了好几个补丁。而我要比姐姐哥哥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