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部分内容来自鲁迅的一篇旧作，发表于1923年9月，鲁迅在编订杂文集《热风》的时候，想将这一篇编进去，但当时原稿遗失。后来找到后，就重新编辑放在了《华盖集续编》之中。

本文是针对章士钊发表的《评新文化运动》有感而发。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新中国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1925年，章士钊和鲁迅因为女师大风潮交恶，后来章士钊免去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鲁迅紧接着到平政院状告章士钊免职过程中存在程序错误，最终鲁迅胜诉。但从本文看来，二人早在1923年就因为理念不同而发生过论战。

章士钊一生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传统文化，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引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骂声一片。

1923年8月，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他以典故“二桃杀三士”为例，论证文言之美和白话之丑。认为“园有桃”比“园子里有桃树”简约；“二桃杀三士”比“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凝练。

“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是这样的。

在汉代乐府诗《梁甫吟》中有这样的诗句：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根据《晏子春秋·谏下篇》记载，齐景公有三个臣子，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人都以勇力著称。齐相晏婴因为他们对自己不够尊重就想要除掉他们，于是晏婴请景公送给他们两个桃子，让三人论功食桃，结果三人在争功的过程中相继自刎而死。后来常用这个典故比喻施用阴谋杀人。

晏婴，就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读过的那个“晏子使楚”、“南橘北枳”等故事的主角。据说他身材矮小但聪颖善辩，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但我看这老先生不大地道，仅仅因为别人对自己不尊重就憋着坏害人家，他使得这招是妥妥的阳谋，就像《让子弹飞》里害死六子的那两碗粉一样——深陷其中，你即使能够识破，也难逃一死，除非你并不是一个视名誉重于生命的耿直人。偏偏春秋时期多豪侠，那时的人时常就动不动因为一点名誉自杀或者杀别人。

章士钊举得这个例子中，“二桃杀三士”确实比“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凝练、优美得多，他以此证明文言文远远强于白话文，鲁迅如何破解呢？

鲁迅首先把这个典故的文言原文原原本本地抄上来，但他的突破点则另辟蹊径。“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

章士钊在不经意间闹了笑话。“二桃杀三士”中的这“士”并不是“士人”的“士”，而是“勇士”的“士”。读书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两个桃子就憋屈死的，只有头脑相对简单、直白的武将才会这样。《晏子春秋》里记载这自杀的三个人，一个杀虎，一个退敌，一个跳到河里杀了大鼋鱼，无论如何也不是读书人。章士钊或者是读书少，或者是不经意，总之这个笑话一出，连带着他的文章的说服力也直线下降。

行文至此，鲁迅还附带着解释了一下，他指正章士钊的错误时还是1923年的事。那时章士钊还没有开革鲁迅的职务，二人当时并没有私怨，只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那“动机”，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那么1926年的现在呢？“孤桐先生”已经下野，变成“落水狗”了，可是鲁迅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不打“落水狗”之说。鲁迅早就说过，遇到“落水狗”他只会痛而打之。“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鲁迅借了这篇旧作，借题发挥，既痛打了“落水狗”，也宣扬了白话文。后者，才是本文的重中之重。所以他最后总结了主旨：“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