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婉兮
那个名叫丁兰的女教师，在本地教育界赫赫有名。倒不是教学优异贡献突出，而是因为欠债跑路……
她是我舅妈的亲妹妹，我也跟着表哥叫她小姨。如今她下落不明，生死成谜。
让我们从22年前讲起——
1
199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丁兰刚刚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了我就读的学校，端上铁饭碗、吃上商品粮。
在当时的乡村，这被称作“鲤鱼跳龙门”，仿佛得道成仙一般让人艳羡。
因为成功逃离泥土，不必再承受风吹日晒，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在乡邻们眼中，俨然已是人上人的日子。
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的最佳注解。
我暗暗地把丁兰当作偶像看，希望长大后的自己也能穿上碎花裙子高跟鞋，趾高气昂地走在乡间小道上。
其实我跟她不熟，拐了两个弯才搭上的亲戚关系，说起来总有些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感觉。
关于她的光辉事迹，我也是从舅妈的夸耀中，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来的。
据说丁兰聪明而倔强，好胜心仿佛是从娘胎中带出来的。小时候考了次第二名，便哭得肝肠寸断，从此发奋图强不肯松懈一分，直到中专的录取通知书稳稳攥在手中。
可别小看当时的中专，只有成绩特别突出的尖子生，才有机会叩开它的大门。
这样的姑娘，对男人的要求肯定也低不了，于是挑挑拣拣选了两三年，才跟城里的一个公务员结了婚。
婚后第二年，丁兰便调入县城某小学，彻底成为亲戚们口中的传说。
干得好，嫁得也好。接下来的日子，便应该相夫教子认真工作。前方的路无论怎么走，似乎都是光明一片。
2
2005年，我考上高中，到了县城读书。
军训结束后，正上高三的表哥来找我，说要带我去小姨家里玩。我欢天喜地跟着他走，二十多分钟后，来到一个花木葳蕤的小区。
15岁的我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妞，对现代化的高层小区倍感新奇，对这位多年不见的小姨，也倍感钦佩。
可敲门进屋，丁兰却不在家，只有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坐在电脑前“厮杀”。
表哥诧异：“你妈呢？”
“不知道！”小男孩没好气地回答。
表哥无奈：“那你吃饭没？”
小男孩不答话，只用眼睛斜视了一下茶几上的饼干和薯片。表哥看了看，自顾自走进厨房忙活。十几分钟后，他端出三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我边吃边纳闷，从表哥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勉强把丁兰的婚后故事拼出了个大概。
原来丁兰的老公并不是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而是最普通的基层科员。丁兰盼夫成龙，可对方却小富即安，对眼前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颇为满足。
两人观念不一，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孩子和房子都归了丁兰。
离婚后的丁兰发誓要做女强人，她四处集资开起一家茶楼，可惜门前冷落鞍马稀，不到半年便关张大吉。
眼看着投资打水漂，丁兰急了眼，又开始考察项目拉投资，创业热情高涨，对财富和明天都志在必得。
但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她顾着创业，分给孩子和工作的时间就少了许多。学校颇有微词，孩子也对母亲怨气冲天。
我默默听着，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可又说不出原因。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也无法点评长辈的所作所为。
高中的学习压力空前巨大，课外活动也丰富多彩，我忙忙碌碌地过了三年，再也没去过那套位于高端小区的房子。
3
2010年夏天，我到本地报社实习，需要在城里找个住处。
爸爸找到舅舅帮忙，他二话不说，把我安排到了丁兰家。可地址却不是之前的小区，我满腹狐疑地找过去，到了城郊，才发现一个饮料加工厂。
表哥也在，他热情洋溢地把我迎进门，又倒了杯橙汁：“尝尝，这是我们厂做的。”
我喝了一口，敷衍着夸了几句，然后问道：“你小姨怎么搬到这里了？”
“房子卖了。”表哥点燃一支烟，“为了开起这家工厂，她卖了房子，还……”
他笑了一下，把半截话咽了回去。当时我没有深究，不知道“还”字背后，连接着世间最可怕的三个字——高利贷。
那个暑假我见过丁兰几次，她剪了利落的短发，高跟鞋噔噔噔踩着，谈笑风生间已有些指点江山的架势。
厂名叫“一气喝成”，我很喜欢。她爽朗一笑：“一气呵成，一气喝成，我们要一鼓作气把事业干好！”
我又起了敬佩之意，暗自想着能把她当作单身女人的创业楷模来报道。那几天车进车出，做好的饮料被源源不断地拉出去，看起来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
可我只是局外人，我不晓得当年的市场状况，不清楚销售渠道，对生产成本核算一类的账目，更是一无所知。
也许每一个繁花似锦的背面，都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疮痍。
此时，丁兰已经因为教学水平连年递减，而被调到乡镇上的一所普通中学，但她毫无悔意，依然把发财梦做得风风光光。
后来厂子停产了，倒闭原因模棱两可。我思索了许多年，最终给出一个主观性极强的答案：
或许丁兰根本就不适合从商。
不死心和不甘心，有时能推动人生，有时也能毁灭人生。
4
2014年春天，我出了第一部作品集，并靠着它筹到了几万块钱的治疗经费。
不知丁兰从哪儿得到了消息，她在一个夏夜打电话给我，豪气万丈地说：“我想买下你的版权，投资出书进军文化产业！”
当时我很激动。
那会儿我等着钱救命，也迫切地想找到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我给她发了我的小说，眼巴巴地等待着回复。
爸爸却半信半疑，他给舅舅打电话，却得到气急败坏的回答：“别相信丁兰，她现在四处借钱，有时候甚至会骗！”
果然，邮件发出便如泥牛沉海，再也不见回音。
过了将近一年，我忽然又接到了丁兰的电话。这一次，她的口吻变得神秘而紧张：“你买不买肾？”
“我已经做完手术了，谁要卖肾？”
“我一个朋友。”她支支吾吾，然后迅速岔开话题，“那你现在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吗？”
“挺好的！”我随口一答，又接着向她进行普法教育，把器官买卖的危害说了一大通。
她也随口应着，然后挂了电话。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联系我。我忙着新生活，也渐渐淡忘了她。
5
2017年，我坐着火车从昆明回家，对面是个闺蜜模样的中年妇女，一路都聊着天讲八卦。
我闲得无聊，便也凑耳朵听了几句。
她们讲起一个旧同事，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讨论，也夹杂着几分不屑和轻视。
“她还欠我3000块钱，去年就借了。我问她干啥，她说挪用了公款。”
“我听说她连她妈妈手里的一两千块，都忍心骗过去。”
“她的两个姐姐都替她贷过款，现在还在还呢！她倒好，一跑了之！”
“没有金刚钻非要揽瓷器活！好好地教书不可以吗？发不了大财也不至于弄到今天这地步！”
越往后听，我越觉得这个故事耳熟，人物关系也似曾相识。最后我忍不住了：“你们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姓丁？”
那两位阿姨看了看我：“是啊，你认识？”
我点点头：“我们是亲戚，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们顿时来了劲儿，便把丁兰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
原来饮料厂倒闭后，丁兰又准备搞大棚种植，资金不足，她又央告亲戚朋友代为贷款筹资。但到了最后，项目仍以失败而告终，大笔资金有去无回，追债讨债的开始陆续上门。
学校也以无心教学为由开除了她的公职，一时间四面楚歌，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丁兰干脆离跑路开溜，把烂摊子丢下不管……
阿姨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着丁兰的劣迹斑斑，我却一阵心酸，不由又想起年轻时的她，昂首挺胸地站立着，满脸都是不服输的骄傲神情。
铁轨的敲击声单调极了，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却又猛地惊跳起来。
当年她说的想卖肾的人，会不会就是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