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用断断续续的时间把《活着》这本书读完了，先不说这本书带给我的愁绪，且来说说倾听福贵讲话的年轻人吧。
这个“我”用一整天的时间,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我”深陷其中。
“我”好像极度冷漠，丝毫没有任何关于“我”情绪的描绘，就连接踵而来的死亡也没让我掉下一滴泪珠来。这种极度冷静的叙述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我的大学室友—大容。
有时候记忆你越是想去抓住，反而越是抓不住。
大学毕业时，我们互述衷肠，朝夕相处反而把我们越推越远，我对大容的记忆几近空白，除了觉得这个女孩子特立独行以外便没有什么了。
我一直想用我浅薄的语言来写写她，但又唯恐写出来的她无法达到我心里的万分之一。所以写写删删，又重写。
2017年8月，我和大容奔赴不同的岗位，开启几近相似地人生。我们凭着年轻气盛在政府这个形色怪异的圈子里撞得头破血流。理想、信念、精神，这三个在文学生眼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成了笑话。世俗在打磨我们的尖锐，苟延残喘地与稂莠不齐的人斡旋。
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成了彼此。
面对这浑浊的世界，我们唯一的想法是远离。定了相同的目标，两年内完成现阶段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凌晨我们在公园甬道相互打气，夜晚在天台大声背书。
我们为了新生而拼命努力。
冬天的黑夜来得那么快，图书馆显得那么冷清。我一个人在空旷的怪兽胸腔里背着外国文学和文学批评，8:15的闭馆铃催促着我赶紧完成今日的任务。
闭馆后的心慌来得如此真实，有时候人的记忆想去抓住的也许是这个人的脸庞、声音，到如今回忆时记住的却偏偏只是当时的茫然。
市政府后门的道路本就人迹罕至，冬天的刻意寒冷和三三两两的行道树更把这条路显得鬼魅。在这儿，我不止心悸这么简单，孤独这个魔鬼被拉得和天地同宽，我的每一步都被拖得死死的，每一次移动必定伤筋动骨、鲜血淋漓。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里，只有大容给了我唯一的心安。
语音响起，不管大容是在厨房做饭，还是满身疲惫地走在大路上，她总是在第一声响起时接听。“大鱼，怎么了？”这是她接听后不变的问候，偶尔我也从这句问候里听出了说不出话的劳累，可大容永远尽职地陪我把这无休止的对话演绎结束。
2018年，大容做了我不敢做的事儿，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很酷。
她从政府里面辞职了，收拾行囊回到绵阳，全心追求我们的教师梦。
父母的反对、像我这样胆小鬼的劝慰都未能阻止她。
我劝她考教师。
她说：大鱼，我现在的能力不配当一名教师，我打算先进培训班，好好磨砺我的教师技能，不能误人子弟。
她的音容面貌已然让我这个记性很差的人忘得七七八八，但当时她憧憬梦想的样子却直直印刻在我的心里。
我把我的教师梦连着自由全交给了大容。
2018年10月，我到乡镇工作。大城市的孤独是能让你藏起来找到一个角落舔舐伤口，小城镇的孤独是明晃晃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
两种孤独，若硬要做个比较。我选择藏起来。
乡镇销蚀着我的梦想，也在重塑着我的坚定。大容开始在各个城市忙碌，为了我们的教师梦，她受尽了我眼中认为的磨难。
不变的是：当我遇到任何负能量和“右眼跳”，她都会在第一声语音响起时认真倾听。即使“右眼跳”这个事情我一天可以跟她说上十几遍，她依然不厌其烦地找能使我安心的理由。
她给我的情绪找了一个出口，让我和“抑郁症”这三个可怕的字眼不会有任何关联。也是她让我的梦想疏浚了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不断冲刷着周围的泥土和石子，最终喷涌而出，成为大海里五彩斑斓的颜色。
我是一个能忍的人，但只有大容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厌世的人。我把所有的忧郁不开心一股脑地全部抛给她，有时候我也忘了这些忧郁带给人的重量，让她承受反反复复的悲凉。
曾经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整日倾听一个朋友讲她爱情里的“分”。头昏脑涨，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想骂出口的欲望被惯常的礼貌压抑住，我用极度冷静和怪癖的言语回复，想着终有一天她说累了就适可而止。可是她偏偏只给你讲“分”的痛苦，“合”的甜蜜却被遮掩得好好的。受尽了三个月的折磨，我终于忍无可忍：能不能不要把你这些事情讲给我？我实在没有听下去的能力了，求你放过我。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倾听者，也做不好。
人家只是给我讲了两三个月的负能量，我便如此难受。可是大容呢，我却给了她长达三年的压抑。我于心不忍，却又非她不可。
因为我坚信这世界上，除了大容，不会有人长时间爱一个全是负能量又迷信的女孩子。
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倔起来谁的话都不听。大容深知我的脾气，所以在我怒火攻心时，她从不劝慰我也不说教我，而是和我同仇敌忾，把对方骂个狗血淋头。直到我安静下来准备转移话题时，她才折回去冷静给我分析事情缘由，循循善诱地说教我。偏偏我就吃这一点，所以每一次，我都能迅速地认识到错误，说出口的“对不起”便有了重量和诚意。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在2020年12月，希望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灿烂的烟火，尤其大容的梦想更应该开出绚丽的花。
我一直在思考大容对我的过去三年和未来的重要性，
答案是：没有她，我会枯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