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我爷爷。我出生时，他已经过世很久。父亲告诉我，爷爷离开时只有55岁。那是1950年代，在愤懑与贫困中病逝。我奶奶1973年病逝，她高高大大，皮肤白嫩，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美人。
我的儿时记忆，永远都是穷，再加上无尽的争吵。那个时候，爷爷创造的一切，几乎已经归零。仅有的三进三出的院子只剩下三间西屋供我们栖息。堂屋，后来也随着大伯，也就是我父亲的大哥的去世，大婶1959年带着一家逃命陕西，房屋因此而被“分配”。分到我家另一院落的远房“近门”还有更远的“同门”依旧对我父母“遗产”虎视眈眈。最为困难的时，父亲出门衣服都被不出“五伏”的大爷“取走穿穿”。
但我的童年依然是那么的美丽。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仍然认为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这种幸福和物资没有一点儿关系，不是金钱、也不是汽车、更不是土地、房屋。也许，仅仅是打麦场带回的一根油条、也许是赶集回来的三五粒花生、甚至是一大早从瓜地袖回家里的一个小小的甜瓜。
父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爷爷的儿子，母亲是“地主”的千金。尽管一生受难，但他们依旧给了孩子们可以给予的一切。这种爱，不是任何物质可以替代。
而今，父母早已成为天上的星星，无论新年我在哪里，都会摆上他们活着时喜欢的食物、大门敞开、点燃蜡烛、唤他们回来过年。
尽管我知道，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
今年一年各种病毒肆虐。到了春节，流感猖獗，孙辈不能免俗。我重回新冠时代的状态，日夜照看他们。尽管困、乏、累、疲、倦，但仍然内心甜美。我的孙辈，他们有父母、爷爷奶奶在，陪伴他们走向成长，还有什么可以和这种幸福媲美？
我知道，这是我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交给我的使命。虽然，我有时候几乎已经忘记了爷爷奶奶的大名。为孩子们、为孙辈们创造一个更美的明天，是我的福气。这种福气，并非中国独有，无论丹麦、瑞典、美国还是德国，天下父母，哪一个不是这样？我永远的朋友丹麦人汗宁·亚柯柏森先生，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津吴清，每日午餐都是一根香蕉加花生米，后来还是给儿子在哥本哈根买下票38平米的小房子。
走过了多灾多难的兔年，明天是龙年的大年三十，门口的春联我要比往年晚贴一天，以纪念过去的一年终于过去了。
龙年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