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博物院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三星堆古遗址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着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一样的，同属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在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改变了人们对青铜器的常态认知，“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青铜器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方方正正的容器，与中原文明所出土的青铜器也略显不同。
单单是其中所出土的黄金面具和青铜神树，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感是无比的巨大的。自当是哪个冶金行业并不发达的时期 ，我们的先人是多么的敬业，我们可想而知。
二里头与三星堆
“二里头遗址”被称为“最早的中国”，考古发掘工作总共进行了60多年之久，在考古中所取得的成绩令世界之人为之震惊。这一次我们的“三星堆”遗址同样让国人热血沸腾，让世界为之叹服。现在我们仔细来梳理一下“二里头”与“三星堆”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是有很多文物有着相似之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古蜀国与中原地区还是由文化上的交流的。
比如说：牙璋，它在“二里头”和“三星堆”遗址中都有发现，两者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都呈显“龙”型。不得不说“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至于这个“牙璋”怎么传到“三星堆”地区的，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通道是在湖北湖南地区传至广东、福建、香港一带，另一条通道是顺着长江流域来到了“三星堆”地区。
在当时那个无论是什么都不发的时代来讲，这简直可以说很让人震撼，我们不得不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而感到叹服。
“三星堆”中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相对来说，“三星堆”文化是一个跨度很长的叠加性遗址，前后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和第二个时期，相较于中原地区“三星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是很落后的，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所出土的相关陶器和 石器相比，“三星堆”遗址中所出土的这些文物就显得很粗糙了。
第三个时期总来的概括起来是从商朝早期开始的，直至武丁时期，青铜器才突然出现到了人们的眼前。到了第四个时期要从商朝晚期算起，直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在冶炼方面有了一定成就，但是相对来说还很落后，而且在墓葬和大型的建筑遗址中并未发现青铜器的使用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里青铜冶炼技术很可能并不是另起灶炉的，只是这突然出现青铜技术该如何解释就不得而知了。
而当时的“三星堆”地区青铜冶炼等相关工作也没有完整的一套体系，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是可以印证这一点的，一些应当打磨的地方并未进行更深度加工处理。由此论证一点：在那个时代，“三星堆”地区的青铜锻造技术并不是很高明。
我们接下来就以“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例简单说明一下，1986年同样是“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这与”二里头“遗址中所出土的另一件器物十分的相似器物。”镶嵌绿松石铜牌“的饰品在”二里头“遗址中是贵族人士的专用器物。两者相比之下，很显然还是”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这件饰品比较精美，在当时来讲难度系数也是相当的大的。
然而无论怎样，这件相似且可以说是相同的器物，再一次印证了，中原文化曾经流入了出现在神秘的古蜀国的世界里。
“三星堆”遗址是华夏儿女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瑰宝，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瑰宝，它的再一次发掘再一次印证了华夏文明是地球之上唯一一个一脉相承五千多年的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底蕴之深厚，即便是曾经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无法比拟的。"三星堆"遗址的再一次发掘，让“三星堆”成为二十一世纪到目前来说超越一切的新晋“网红”。
中华文明一路走来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多元化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发展中拥有兼容性，也就是这兼容性让我们华夏文明充满了活力。从群星璀璨一路走到月明星稀，成为天空中那颗最亮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