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年，有着76岁高龄的费孝通，完成了在欧洲四国的学术考察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昆明呈贡。
这是他时隔42年，再一次踏上这片故土。
费孝通总说，昆明呈贡是他的第二故乡，自己是老呈贡了。回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他永远忘不了这个地方。
情之所至，他挥毫写下：“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的横幅和“振兴呈贡”的题词。
就是在呈贡县边，一个小小的古城村魁阁中，费孝通写出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生育制度》等调查报告，研究成果产出高达119部（篇），并提出了魁阁精神，点燃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热潮，被称为“魁阁时代”。
这次前来，费孝通带着女儿重走了魁阁之路。
一行人先是来到了立于呈贡三台山的冰心默庐，接着又细细拜访了自己的学术圣地古城村魁阁，最后回到了古城村的旧居。
如今，距费孝通先生访问魁阁已过去三十八年了，由于城乡规划工作的关系，我也踏上了重走“默庐—魁阁”之路，重温西南联大时期的人文荟萃，感受《乡土中国》的创作背景。
人文荟萃：默庐的常客去哪里了？
来到古城村，顺着石龙路向北，沿着盘山小道拾级而上，便来到了冰心默庐。
默庐立于三台山的高处，隔绝了人流的喧嚣，极目远眺，花田、老城、村庄，远山尽收眼底。
冰心默庐原是斗南村华家守墓祭祀先辈使用的祠堂，称为“华氏墓庐”。冰心取“墓庐”的谐音为“默庐”。
1940年2月28日，冰心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散文《默庐试笔》，默庐在她的笔下极具浪漫。
窗下北望凤岭松峦，前望海潮夕照，南望渔浦星灯。在走廊上看风雨、看日出、看黄昏、看月出，在天台山林中携书独坐，流连沉醉于滇池畔的湖光山色中，欣赏龙山花坞、梁峰兆雨、河洲月渚、彩洞亭鱼、碧潭异石。
“默庐”的雅号流传至今。
山脚下的魁阁与山巅之上的默庐有着很深的联系。吴文藻先生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导师，奠定了魁阁研究室的学术根基，同时也是冰心默庐的主人。
默庐在当时就是一个人文荟聚之地。费孝通一行魁阁学者是默庐的常客，沈从文、巴金、萧珊等作家名流，常常会来默庐雅聚。
每到周末，冰心夫妇“从丰招待朋友”，准备精美的糕点，给朋友们烹茶、煮咖啡，带领友人们到三台山高坡尽头，看西山睡美人。
即便历经百年，如今的默庐依旧保持着曾经的气质，精致典雅。
庭院内绿植茵茵，石盆、木雕、匾额、对联随处可见，处处透出文人的雅气。
昆明周边的学子，每到周末，都会前往默庐来参观学习。在书桌上的纪念册上，厚厚的三大本，写满了文字寄语：
“一片冰心在玉壶。”——江西省抚州市东三中宋泽宇留；
“蓝天绿水，娇艳的玫瑰，冰心独有那一份女子的温柔。”——云南大学中文系魏启瑞留。
还有更多的学子未留名字，仅仅写下冰心文学经典中的金句。
在冰心故居，仿佛所有来的人都变成了学生，那份内心作为学子的虔诚和对冰心老师的尊重都从心底涌现了出来。人与文，古与今就在这里相遇。
当我漫步于冰心默庐，品味着文人学者留下文字影像时，当年冰心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高人雅士的高谈阔论、师生们的热烈讨论仿佛依然回荡在耳旁。
西南联大时期，散落在昆明的类似的人文学术之地还很多，他们相互联系，彼此交流，教学相长，记录着患难之情。
1940年，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为了遵循外来人不宜在当地农舍中生小孩的地方风俗，一家人从租住的李家大院搬到了“默庐”去暂住。
时隔四十年，费孝通带着女儿毛毛（费宗惠）来到三台山的冰心默庐，回到女儿的出生地，回忆起默庐的往事、趣事，依旧感到温馨和欢快。
默庐浓郁的家居气息抚慰着在抗战中远离亲人来到云南的文化学者，并用特有的典雅和人文气息，呈现出一种融入中国文人骨子里的浪漫，冲淡了抗日战争的血腥和流落他乡的苦楚，为科学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人文底蕴。
人与文在默庐中相遇，魁阁与默庐滇池边彼此地相守，借过来的风，吹进每一个人文学者的心中。
人神共居：在魁阁认识中国社会
沿着默庐的下山路向南走，大约1公里，就来到了古城村魁阁。不同于默庐的高雅脱俗，魁阁显得格外“市井”。
曾经的古城村魁阁如今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化身为藏于古城社区的魁阁公园。古老的魁阁和新建的门坊与市民广场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还不到上午10点，魁阁公园已经人声鼎沸。在喧闹的人声中，魁阁安静地矗立于公园广场的中轴线上，飞檐翘角、造型独特，配合着广场前方颇具阵仗的魁阁石雕，显得古朴而端庄。
魁阁，又名魁星阁，是供奉魁星的楼阁。后人尊称魁星为主宰文运兴衰的神。
2018年，古城村魁阁公布为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已历经数次修缮。即便如此，魁阁也远远不是一个理想的办公地点。
走进魁阁，第一层的厨房兼食堂功能早已移除，稍显宽敞。拾级而上却发现连接着魁阁的木梯异常狭窄，仅有一肩宽，且踏步高，每上一步都要尽力保持平衡。
二、三层的空间都显得有些小。根据当年的魁阁学者田汝康回忆，魁阁学者们晚上睡于魁阁，都要挤在一起，所有的书都只能各自收在箱子里。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撞击，常常在睡梦中被惊醒。
即便在上午，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室内依旧昏暗，只有开窗的地方，阳光透进来，直晃眼睛。
在魁阁二楼的墙角处，两根木柱和墙体构成了一个狭小的方形空间，搭配上几根横木板，便形成了简易的书架。
就是在这，青年时期的费孝通戴着眼镜，身体依靠着木柱，全然忘却条件的艰苦，忘情地看着书。身后，“故国月明中”五个大字清晰有力。
和费孝通一样，在魁阁中的青年学者们，大多出生高贵并有很好的留学背景，他们放弃了国外的优秀物质条件，不顾战火纷飞的国内环境，不约而同地回到祖国，来到呈贡这个偏僻的村子里，开展了艰苦的社会学研究。
他们以笔为枪、以口为弹、以步为炮，在中国社会学这个“战场”上任意驰骋。
如今魁阁三楼的木墙上，他们“战斗”的英姿化作黑白照片。遗留的木床和书桌上之间仿佛还听得到他们来回踱步的声响。
浩瀚的星宇下，来自呈贡滇池的风吹得魁阁的木板嘎嘎作响，远处的夜色中，魁阁三楼的煤油灯透着一抹鹅黄。古旧的桌子上，三五魁阁学者围拢而来，就一个社会话题展开集体讨论。
不同的学术声音撞击着木墙，在狭小空间来回回荡，一扭头，供奉的魁星神像赫然陈列在学者们的背后，炯炯有神，威武地矗立一旁，如同是一个强大的后盾。
主宰文运兴盛的神和力图振兴中国社会文化的人，共处一室，以自身独有的方式，忧思着人间。
在这个人神共居的魁阁中，诞生出丰硕的学术成果，被誉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里程碑。
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费孝通与张之毅合作的《云南三村》，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许烺光的《中国西南新工业中的劳工与劳工关系》。
如果说默庐就是立于山巅的人文高地，魁阁就是藏于民间的社会学熔炉。
费孝通曾说：
“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我能付出得不多。但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怎样一个国家。
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这段话将家国情怀和个人使命浓缩为一种时代的强音，结合众多魁阁学者不辞辛劳，躬身田野的实践探索，化身为 “魁阁精神”。
诉说乡土：透出一种“土气”故居
距魁阁不远，在古城村不知名的街巷一侧，便是费孝通故居了。
原来的古城村如今已是古城社区。住宅建筑由曾经土木结构的院落空间，变成了砖混结构的自建房。空间格局依旧保持着传统村庄的模样，一栋房子贴着一栋房子，挤出窄窄的街巷。
旧居经历数十年风雨沧桑，虽已老迈，仍然是那个传统土木结构小宅院，被包裹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中，透出一种“土气”。
旧居原是古城村民李加荣的住宅，费孝通租用了其中的两间大房和一间耳房，一家人通过租住的方式和李家共居于一个小院子里。
区别于冰心默庐立于山之巅，费孝通的旧居隐于民之间。
费孝通和李家以及古城村的村民相处得极为融洽。费孝通亲昵地叫房东李加荣大儿子李兆祥 为“老大”，看到“老大”衣裳单薄，就送给他了一套白色西服。在平日生活中，“老大”看到费家缸里水不多，就打井水挑来灌满，费家做了红烧肉都要舀一碗给李家送来。
40多年后，费孝通再次回到旧居。“老大”李兆祥赶紧走出门来迎接，激动地握着费孝通的手说：“想不到您还来看我们。”
看到费孝通身边的女儿，“老大”猜道：“你是毛毛吧？还记得我吗？小时候我曾背着你在村里玩耍呢!”
出村路上，费孝通不断向村民们打招呼问好，对有的人还可呼出小名。有些老龄老人已经记不清费孝通了，但一提醒，立马就回忆了起来，跑过来拉着费孝通的手，邀请他们到家里去“请饭”。
80多岁的李世英老人，这天闻讯赶来，费孝通已走了，老人嗟叹不已：“多好的费先生啊！”
有人问费孝通毕生的理想是什么？
费孝通答道：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这个目标贯穿了费孝通一生。80岁生日时，又有人问他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
他回答说:“志在富民。”
志在富民，首先就是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人民。在《乡土中国》中，他是从乡土的文化模式上认识中国。
他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而村落区别于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
乡土生活是一种“熟人”的生活，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
费孝通褪去学者的身份，将自己作为村里的一员，在古城村悠长的六年生活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
这种“熟人”的乡土关系有着特有的粘性。在古城村，乡土将费孝通一家和古城村村民有机地粘合在了一起。在魁阁，泥塑的魁星和土木结构的研究室将社会学者和中国的命运粘合在一起。
乡土也有着孕育生命的功能。泥土是乡村生活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塑造着古城村的村落和住宅，并“规定”出人与人之间的乡土关系。
费孝通以和古城村的村民共居在一起的方式，深刻地了解中国基层乡土社会的民风民俗以及文化模式。他以泥土塑形，勾勒出了中国基层乡土的文化模式，然后随形赋意，造就了著作《乡土中国》。
如今看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危急存亡的时刻，依靠泥土为生的中国西南大后方，同样孕育着中华民族的知识和文明的火种。
费孝通说，文明就是将泥土变成陶罐。
吴江松陵公园费孝通墓碑上，镌刻着他的一生：“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写在最后
重走默庐—魁阁之路，不仅让我更感性地了解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创作背景，也带给我一次西南联大精神的洗礼。
让我更加明晰了，学者和文人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治学姿态以及家国情怀直面国家生存与发展。
联想到自己的学术和工作生活，我们也应该时时从魁阁的精神、费孝通旧居的“土气”和冰心默庐的“人文浪漫 ”中吸收精神养分。只有这样，它们才不会因为岁月而消失，才能代代传承！
作者：水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