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竟比《孙子兵法》还要先进?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道、义、礼、仁"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修之则兴，废之则衰"。

《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争利"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并指出"义兵"是"禁暴救乱"的，"暴兵"是"弃礼贪利"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问题。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施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

《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击之勿疑"。

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师甚众，既武且勇"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敌近而薄我"，我"欲去无路"，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

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理、备、果、戒、约"五种才能。"理"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

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良将"在此之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不劳而功举"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愚而信"、"贪而忽名"、"轻变无谋"、"富而骄"、"进退多疑"等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战方针等。在"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智将"还是"愚将"。如为"智将"，则"勿与战";如为"愚将"，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

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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