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一年有很久,总是熬着、盼着,等也等不到新年。长大了,觉得一年很短很短,这一个年还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完,新一年脚步已经紧赶着到来了。
晃眼间,已是大年初二。按照习俗,是回娘家的日子,我起了个大早,带着一家人一路驱车,回到了久违的娘家。
如今的娘家不同于以往,村民们搬离了坐落于深山密林院落,住进了位于城市边缘,政府为其准备的安置房。一个小区,容纳下了散布于连绵起伏的大山之中的所有村落。往常走亲访友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如今山民们变成了楼上楼下,抬头见了转弯又能遇见。
回到家,爸爸妈妈早已准备好了一桌好菜,都是捡我爱吃的准备的。当了一年的妻子、母亲、儿媳,奔波劳累于职场各种烦心琐事,只有这一天,我再次被宠成了公主。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这片美好气氛,我心中不悦,暗想,“谁,这么没有教养,敲人家门使这么大劲儿。”
打开门,一个瘦小但充满力量的大男孩站在我面前,约莫十七八岁的样子,浑身灰头土脸,衣服破烂不堪,肩头扛着一大桶水,腋下还夹着一大袋面粉。虽然看着十分眼熟,但我知道,我肯定没有见过他。
“阿姨,十块。”大男孩用熟悉的家乡话说道。
“阿姨?我有那么老吗?”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大过年的也不和他计较。“以后叫姐姐。这面粉也是我家的?”
男孩憨憨一笑,道:“不是,你们单元五楼的。”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五十元,递给他,他拒绝道:“多了,找不开,给我正好的。”
“你出门收钱就不准备零钱吗?”我问道。
“老板不给我零钱,怕我算不清账,只收正好的。”男孩说话言简意赅。
听他这么说,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这孩子大抵是脑子有些问题的,在农村,这种人是常有的。
我重新回屋,找来了一张十元的纸币,交到大男孩手里,这时他已经将腋下的一大袋白面扛到了肩上,一手接过空桶,一手接过十元钱,看着他转身上楼的单薄背影,我缓缓关上了房门。
厨房里传来了母亲的喊话声:“是不是看着眼熟?”
我“嗯”了一声,走进厨房。
母亲继续说道:“是伍六十七的儿子?”
“我说呢,简直一模一样。”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个伍六十七的人物困惑了我许久,我掰着指头数,后来上了二年级又用乘法口诀算,五六怎么都不可能等于十七呀?对于这个问题,我琢磨了相当久的时间,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得知朱八八、朱五四这类的名字,才明白,都是穷苦文盲老百姓,说出来都是泪。
记得那年伍六十七已经是去世半年的光景了,一天傍晚,天色渐黑,我和弟弟蹲在院门口的台阶上,一人端着一碗饭,正吃着专心。村里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伍六十七、伍六十七,快点来队里交电费了,就差你一个了!”
弟弟胆怯的看看我,问道:“他还能听到吗?”
我浑身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歪莉是伍六十七的老婆,出生年月不详,去世年月也不记得了,大抵走在伍六十七的前边吧。
在童年的记忆中,如果那个孩子不听话,父母便会说:“看,歪莉来了。”小孩子便会立刻变乖,大气不敢出一声。毫不夸张,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字的恐怖程度,胜过一切惊悚片。她如噩梦一般的存在,让我们原本无法无天的童年蒙上一层恐怖的阴霾。
之前,我对歪莉的恐惧只停留着小伙伴们添油加醋的描述中。直到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和小伙伴们多玩了一会儿,最后路上没什么行人了,我才磨磨蹭蹭往家走,路上虽说就我一人,但是大白天的,我也断然不会害怕。学校在大山的脚下,我的家住在山顶。山路崎岖,一路密林覆盖,大小石块散布在原本只够一人通行直坡上。我哼着小曲,一路蹦蹦跳跳,从大陡坡下爬上去,突然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蜷曲地坐在在路边的一块石台上。披散着乱发遮盖下,若影若现藏着一张满是污垢的脸。她或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突然闯入,低垂地脸慢慢抬了起来,对着我漏出嘻嘻的笑脸,呲咧着大口,漏出稀稀拉拉的几颗黄牙。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单独与她狭路相逢,恐怖的笑容令我毛骨悚然。我没有胆量从她身边经过,短暂的停留之后,便连滚带爬滚下了山坡,一路跌跌撞撞,心跳加速,向学校地方向跑了回去。背后传来了她阴森的笑声,口中似乎还喃喃着她的那句口头禅:“俺们不吃,俺们不喝。”
那天之后,我高烧了好久,大人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生病,而我不敢说,我不敢说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让大人们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之后,日后又拿歪莉来变本加厉地镇压我。我讨厌别人提起那个名字。
歪莉住在离我家不远地山顶另一端,她时常一人独自坐在平坦的麻秆场里,或者离我家不远地山坡旁。每次独自出门,我总是再三侦查,确定麻秆场和山坡上都没有她地身影,或者眼界所及的地方,有大人们的身影,我才敢行动。
那一天傍晚,天色已经麻黑。母亲命我去大伯家拿一把铁锄。去大伯家,先要经历那个山坡,之后是麻秆场,按照惯例,我仔细侦查了一遍路况,发现没有敌情。近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歪莉了,听人们说她得了重病。我放心大胆地领了差,出门去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弱小的身躯,磨着锄头一路听着金属与石头的撞击声往家返。
漆黑的夜色中,突然看到一个身影背靠着大树。锄头地撞击声嘎然而止,我紧张地立在原地,只见那黑影向我缓缓转过头来。我心头一紧,将锄头手柄牢牢握在手里。那瘦骨嶙峋的黑影,单薄的衣衫在我童年地噩梦中已经出现过多次。只见黑影向我移过来,嘻嘻地笑着,夜色中依稀可见的几颗稀稀拉拉的大黄牙此刻却白得发亮,嘴里低声嘟囔一句“俺们不吃,俺们不喝。”她这样步步逼近,我被吓得魂不附体,黑影走近了,我发现她不知何时翻起了上眼皮,眼珠吊起,眼里全是眼白。这便是那传说中最可怕的“翻眼皮”。我顿时被吓得哭喊了出来,我撕心裂肺地喊了几声。不远处,传来一声喝厉,紧接着,伍六十七挥舞着铁锹朝着歪莉的肩膀、背部、腰部、双腿狠狠的拍了下去。我的哭喊声、歪莉的叫喊声,还有铁锹把子与歪莉那干巴骨头的撞击声,瞬间打破了夜的宁静。我惊叹那么粗的铁锹把子怎们会断成两截。我不顾一切拖着锄头蹦跑回了家。
那一天夜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第一次失眠了:为歪莉面目狰狞为我带来的恐惧,也为歪莉因我的受惊而遭遇的暴打,我说不清是恐惧多一些还是同情更多一些。
听说她被毒打后的那次,小产了,窝在破窑洞里好几个月没有出门。我不懂小产的是什么,只知道她一定病的很严重。我内心隐隐有些愧疚,伍六十七向来看不惯他的这个疯婆娘吓唬小孩子。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哭喊却招来了歪莉如此严重的厄运。这种愧疚伴随了我好久,甚至代替了对歪莉的恐惧。
母亲买了两瓶橘子罐头,因为弟弟生病了,只喜欢吃这个。我借此沾了光,一瓶罐头分给了我。我捧着那瓶垂涎已久的罐头,想到了重病中的歪莉。我捧着那瓶罐头,下了小山坡,穿过麻秆场,第一次来到了歪莉的窑洞外。她的家是全村最破旧的,没有院墙和院门。我把罐头悄悄放在了窑洞外的土窗台上。也不知是那来的胆量。
后来从小伙伴们种种描述和自己的几番遭遇中发现,歪莉除了爱笑、除了牙齿少的可怜,除了喜欢翻白眼皮,也没有把孩子们怎么样。那句“俺们不吃、俺们不喝”带着城里人的口音,是我们从她嘴里听到的唯一一句人类语言。在她的身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的过往和身世?
麻秆场窝在一处坐北朝南的山坳里,这里的阳光和煦,三面的山坡又巧妙的遮挡住了周围的风,所以这块风水宝地,成了乡间妇女闲来无事,唠嗑拉家常的佳境。几个妇女在议论纷纷,我听到是歪莉的有关的内容,便好奇地坐了在她们旁边,留心听了起来。
“这次歪莉小产的听说是个男娃子。”其中花衬衫妇女嘀咕道。
“上次那个娃也是男孩,生下来没几天被她压死了。”另一个绿褂子妇女道。
“疯子也能生娃?”一位年轻一点的妇女问道?
“怎么不能生?她以前可不疯?”绿褂子妇女道。
“难道她的疯病不是天生的?”年轻妇女问道。
“当然不是,歪莉可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听说是在城里找对象,被男人骗了,变疯的?”花衬衫妇女道。
“到底怎么回事?”年轻妇女问道。
“听说是找了一个男人,那人起先对她挺好,后来变了心,找了别的女人,她才得了这疯病,后来疯的厉害了,家里人也管不了了,才来到我们村子。不然你见城里的姑娘谁愿意往咱这穷乡僻壤跑呀。”花衬衫妇女感叹道。
“哎,想不开的女娃,世界上男人那么多,自个儿年纪轻轻,何苦为一个留不住的男人作践自己呢?”年轻妇女叹息一声。
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大人说得那些事情,但一个正常人如何就变成这幅疯癫模样儿,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我难以想像明白。
过了很久,麻秆场里和小山坡上都没有歪莉的身影,我每天出门,依旧习惯性地侦查路况,但内心却由恐惧警觉变成了一种期待。
已经是晚春光景了,小山坡下的一棵古老的杏树挂满了黄橙橙,软绵绵的五月杏儿,摘一颗下来,吸上一口,那酸甜的汁液和绵软的果肉会瞬间在嘴里融化掉。这个树是大伯家的专属,那天我带着小伙伴们来“偷吃”,大伯抓偷吃杏儿的贼,竟然抓到了我。恐吓责骂都没有能够动摇我“偷吃”的念头,我就是赖着不走,小伙伴们见我不动,也屹立在原地跟着一起耗着,大伯耗不过我们,又撵不走,只能愤愤地说一句:“家贼难防!吃几颗就走,别作践。”弓着腰,背着手,无奈走开了。
我们爬在树上,各自占领了一片树杈,吃得正得意。透过杏叶,我看到不远处的麻秆场里,不知何时坐着一个佝偻的身影,蓬乱的头发,在静静地望向我们这边。
“歪莉”一个伙伴指着不远处地身影低声叫到。
“吓死我了,怎么办?”另一个女孩低语道。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嘞”伙伴们七嘴八舌,互相壮着胆子。
“谁敢给她送几颗杏子过去,我们就拜他为头儿。”另一个小男孩说道。
毛峻立刻自告奋勇:“我去。”于是顺手摘了两个大大的杏儿,跳下了树。
我见他慢慢吞吞向歪莉移去,握着杏儿的手伸得远远的,似乎在告诉歪莉,‘我是来给送杏儿的,别伤害我。’
我远远地看着,只见毛峻再离歪莉不足两米的距离停下了,伸出杏儿的手僵化在哪里。不一会儿,毛峻大叫一声,扭头就往回跑,小伙伴们只是纳闷,见毛峻跑了,也都纷纷跳下树,紧随在他屁股后面跟着跑了。跑了很远,我们终于跑到了新的根据地,大家一个个气喘吁吁,围上来问毛峻怎么回事。
“脸上,血淋淋的,好可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纷纷猜测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劳作归来的伍六十七和两个妇女谈笑风声。一个妇女笑着打趣儿道:“伍六十七真有能耐,把个疯媳妇调教的见了他就和见了老虎一样。”
另一个妇女帮腔说道:“对了,好久没有见过你那疯婆娘了?”
伍六十七一脸得意:“我不让她出来,她就不敢出来。出来一次打一次。”
我在远处走着,听着十分刺耳,虽然很久以来,我也不喜欢见到歪莉,但是通过暴力,剥夺她在家门口行动的权利,那和囚禁有什么区别。
后来,我便很少再见到歪莉,听说有一次她跑出来,到了麻秆场晒了会儿太阳,被伍六十七看到了,拿着石头边砸边赶,驱赶了回去了。
后来,几乎没有再见到过歪莉,有人说她生孩子难产死了,有人说她是饿死了,还有的人说伍六十七把她打死了。总之,她是死了很久才被人发现。村里少了这样一个疯子,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之后的一两年,伍六十七也死了,同样不知道死于何时何因。
多年以后,我还会记起歪莉,和浮现在她脸上那莫名的笑容,稀疏的牙齿,以及那句“俺们不吃,俺们不喝”的口头禅。
我常常想,一个人遭遇爱人的背叛、亲人的遗弃、丈夫的毒打,非常人一般的虐待和冷遇,是什么在支撑着她那么肆无忌惮地笑着。也许,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有一片不一样的天地,那里一定海阔天空,山水如黛,那里鸟语花香、空气如洗,那里没有背叛、遗弃和暴力,世间没有的万千美好,都在那片小天地里。她远远的,静静地沉浸在那片天地里,才会笑得那么灿烂。
楼下的一番争吵,打破了这段思绪,我望向楼下,发现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玩弄一个破旧的自行车,被车子跌倒砸到腿了。这自行车的主人正是刚刚为我家送水的那大男孩的。听见孩子的妈妈非常生气,不断指责那位大男孩的不是。
“阿姨,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大男孩慌张道歉。
“谁让你不锁自行车来着,还管我叫阿姨,你看我,有那么老嘛?什么都别说了,赔钱吧。”小男孩的母亲大声嚷嚷道。
“阿姨,不——我没钱,我——对不起”大男孩结结巴巴,不知如何是好。
“没钱,没钱手里攥着什么?”那女人指着大男孩手里握着得几张纸币愤愤地吼道。
“这,这钱不能给你。”
“不给?我的儿子平白无故被你的破烂车子弄伤,你说怎么办?”女人大声嚷道。
“这位大姐,你想怎么办?”
这女人被我的突然出现唬了一跳:“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的孩子不经别人许可,随便动人家的东西,是你的孩子过错;受了伤只能说你监管不当。他不需要对你的孩子承担任何责任。”我扭身对那大男孩说道:“孩子,以后没有错误,无需向任何人说‘对不起’,快走吧!”
哪位强词夺理的母亲见大男孩跨上破烂自行车离去,急得直跺脚,又不能奈何我什么。不管她有多么大怨气,相信有一天她会明白:人生不易,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
望着男孩渐渐远去的背影,我莫名地感到一种苦涩,财富和地位是会遗传的,包括贫穷和无知。我们无力改变什么,能够做到的,只有不断修炼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