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心即理”这个话题时，首先要明白宋学与明学的不同之处。
正如日本冈田武彦所说：“宋学以性（理）为归宿，而明学则以心为归宿。宋学是宗性之学，即性（理）学，而明学则是宗心之学，即心学。”
这段话的意义，不仅揭示了宋、明之学的理论大分界所在，更揭示了阳明心学的核心主张“心即理”的思想变化的前世、今生。
在谈到“心即理”以前，我们先要讲一个重要的宋代理学的哲学主张，即是由二程先生所提出而为朱子所丰满的“性即理”学说。
何谓“性即理”？
即是“本性即是天理”之意，按照小程先生程颐程伊川的说法“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而因于性禀受于理，所以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而“心即理”的提出者并非是王阳明，而是南宋的陆九渊，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有理，心即理也”。
那么这里就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性与心的区别：二是“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差异与融通。
我们先来看南宋朱熹的看法，他据北宋大儒气学派一代宗师张载张衡渠的“心统性情说”而提出“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我们再来看王阳明的说法，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王阳明先生关于“心即理”提出的历史话题。
按照《传习录》的记载，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说是正德7年（1512年），是距王阳明龙场悟道约两年的时间，也就是在“知行合一”说提出之后两年开始正式提出“心即理”学说的。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同样是“心即理”，王阳明的“心即理”与陆九渊的“心即理”有何不同呢？
我们来看《传习录》的记载：
王阳明的首席弟子，也就是他的妹夫徐爱，向王阳明求教“至善只求诸心，恐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王阳明答道：“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请注意，王阳明在“心即理”的背后又有一个哲学命题“心外无理”。
后来他又说：“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这里，王阳明对朱熹的一个说法提出了异议，这个说法源于《大学或问》一书，朱子讲“人之所以为学，心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王阳明批判道，此说“是其一分之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
接着，他将“心即理”与“知行合一”说进行了联贯。
他说“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我个人的理解，人之心分为道心和人心，当然这也是相似分法，并非究竟之说，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道心即是性，“心即理”也就是“人之道心是天理”之意，这是见道言，但并非成道言也。
因为人心和道心本是合一而不分的，从究竟的角度，“心即理”更通彻，此心是人心与道心混一而不分之言的，故比道心即“性”更进了一步。
故修学之次第，应是先见“性即理”，然后再打为一片而呈“心即理”境地。当然，上等根器者，可直入“心即理”境地。
这便是“心即理”学说的前世、今生的思想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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