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文化随着时代的前进方向便是通俗化。
我同样必须承认，自幼年起，便没有什么经历是通过诗歌、戏剧或者宗教活动来达到某种情感的极致抒发的。甚至在通俗的浪潮下，多数古典的艺术表达形式，不再拥有被欣赏并积极互动的人口基数。
这个时代还有诗人涌现吗？我猜他们很难再达成文学艺术方面的宏伟成就了，而这显然无涉水平。
但它同样并非催人感伤的事，即便那些喟叹艺术业已逃窜了的文艺批评家们，他们没有看到，相似的通俗的文化内容是一直被传承的，只不过如今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流行歌曲。正因此，不必担忧古代诗歌在今日会缺乏比较研究所需的镜子。况且诗、歌本就出于同源，不过鉴于当代的诸多因素（不便展开分析，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当一个很大的论题），人们才倾向在描述和定义上同时区分二者。
在回到意象这个正题之前，先许我重新谈及诗歌的本质的、原生性的特征。中国人所称诗歌二字，前者指代文本，后者寓以音律。我此前所称诗歌的关键因素在于意象和音律的原因同样在此。然而目前，唯物史观被过多强行代入进了诸多历史和语文课本中，导致诗歌过度客观理解了，仿佛是汇入史学长河中的一涓细流，世人兴赋江水东行之际，却疏遗了背后的山涧源泉。诗歌内容反映社会、反映生活当然没错，任何文本中的意义都源于整体的文化；但前提在于，诗歌的本质并不完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专属记载媒介。
所以就让我们回到汉学家葛兰言对诗经的微观历史的猜测中去吧。少男少女们一早由村落出发，在某个河岸聚集。他们对唱山歌，对颂诗赋，浪漫是由于身体荷尔蒙的分泌，但在宏观的描述层面，这样大型的社会性集会，目的显然不止于浪漫二字。至于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同样没有准备好证据去假设。
所以意象和音律两个核心要素，在古今的对比中，分别印证了什么？这才刚刚回到本文的论点呢！
在长久的观点中，意象（或者内容）是诗歌唯一的核心。比如说一些很有“分量”的教导和评论常常阔论道：（歌曲中）过分追求押韵而忽视歌词，说明作词水平很一般。但当我仔细地体验这般良莠之辨后，才恍然顿悟于二者的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独立性。意象们在历史中缓慢地代谢，他们与文化中以文本形式输出的那些内容始终纠缠在一起，而正是历史中——在此要借鉴马克思的历史观，但这并不与前面的批判相矛盾，因为那只是批判理论的无故套用——社会生产力条件和国家的地理广阔版图，导致了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集权和礼仪的高度发达。这也就着不难推导出，承载着文化的文本实体之间具有高度敏感的分类。如今我们口头上声称的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很轻易地分辨雅俗，这些惯习被遗传至今。
举例而言，我们认为直接的在歌词中写出我爱你，要在“好坏程度”上不及使用玫瑰、巧克力等简单的意象，后者又不如使用更具有隐喻性的意象“更好”，例如《午后红茶》中“闷热当乘凉”一句暗指爱情中的矛盾心理。更华丽的修辞手法导致了我们的判断，而判断显然不是像物理规律一样与生俱来，它们在脑海中的格式化，正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为我们塑造的。
原本今天要把作为敌手的音律因素也写完，无奈夜色渐漆，只得忍痛把连贯的行文逻辑割裂，待明日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