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魏泰《东轩笔录》载鞠咏为王公化基所知之事，观之有感焉：王公真善知人也，知其利，亦能见其不利，以克不利而益利，其言曰：“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后书及此言为鞠咏所闻，始叹王公为其真相知也。然使鞠咏不闻其言，其终不亦“大失所望”乎？而王公之苦心能为其知否？

呜呼，多有运命不及王公者也，虽苦心一片，无人知也，终为人“大失所望”，哀哉，天知否？

《南史》所载刘凝之与沈麟士为邻人识履之事，东坡以为处世当如沈麟士，吾不以为然也，吾谓二者皆不可取，非为终作，而为始为。是即是，非即非，其履不为邻人之物，奈何与之？安能因他人说为其物则轻与之？然此为小物，为之亦不为过，然使为大物然否？处是非之境，焉能迁就与人？万幸其邻亦善也，然所遭为蛮横，肯还履否？

方孝孺的《豫让论》写道：“让之死故忠矣， 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我想这也未免太苛责豫让了。

关于豫让的身份，《史记》未提， 只道“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事智伯，智伯甚宠之”。《资治通鉴》里也未提，其他的野史我还没有见到关于豫让的身份之说。豫让是“士”还是“侠”呢？方孝孺以为豫让在智伯未亡之前没有规谏过智伯，而在智伯亡之后，却以自杀尽忠，不可取。真的吗？豫让说过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看来豫让已经把智伯当作知己了， 况且方孝孺你怎么知道智伯未有亡之前豫让没有规谏过？方孝孺为豫让规划了若规谏不成，可“再谏之， 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这就难道可取吗？方孝孺本人其实也早就觉察了燕王朱棣的野心，曾数次规谏建文帝， 并为建文帝谋划了多种对付的方法。当建文帝不从之时，你怎么没有苦谏不从，移剑而死呢？再者，若豫让三谏不从，还值得为他目光短浅的人死吗？此为士之举也。。若豫让为一“武夫”“侠”，当时侠的道德里可不会考虑那么多，他已经把智伯当作知己，智氏败后，而为其两次报仇而死，亦侠之精神也，安为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