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三
4、内府的董帖
康熙帝学习书法有沈荃、王鸿绪、张照这些大书家伺候左右，领悟见识都别有见地。他珍爱董其昌书法，从执笔法到散淡清雅的化境，一概照单收取。
当外吏送来的董笔有疑点，怀疑是陈邦彦仿品也合情理。他知道陈有临董的书作被人拿去当董笔在卖，被外吏误收进来不无可能。
这也可见陈邦彦的董笔在清宫中的地位。
至于乾隆帝把内府收的董帖给陈邦彦看，让他自己挑出他写的，这时陈就算发现里面有，他也不敢说出来。
如果顺着乾隆帝的话头，用指头一指，好像还是皇上精明，看似佳话。但实际上是在人家面前抖机灵，而且言下之意还把前朝皇帝都蒙了，这更合适扣个欺君的帽子。
但他也不能说里头没有，说这全是董其昌，那样就显得官家疑神疑鬼了。
陈邦彦只能“审视良久，叩首谢（罪）”，称自己也分辨不出来了。
5、陈其元这个故事说鉴别真伪不易，然而宋荦、苏东坡和陈邦彦的例子却都显得迷雾重重。
1）宋荦的鉴别传说只是因为他熟悉众多画家气韵，且敢于大胆下注。由此可见他才华横溢、丹青鉴赏素养远高于常人，所以才有他的常胜。
他熟悉画家气韵是看家本领，这也是辨别书画真伪的基础。
2）而东坡法眼不会漏掉秦观的小伎俩，文豪脑海里时刻盘旋着文字和辞章，自己的诗思、笔墨都清晰印在心中。别人学一两个字也许能蒙混过关，写多了一定露馅。
苏轼遗墨伪作虽多，但有很好的标准件。臆造苏帖很难，临仿则容易从流畅、自然方面判断出真伪。
3）陈邦彦的董帖临本，相信他自己能认得出来。自己写字的风格，是用无数次练习铸就的本能习惯，甚至改掉都不易。
左为陈邦彦录宋高宗《翰墨志》局部，右为2019年上博董展的古诗横幅，这应是他们各自的放逸之作。
相较而言，陈字结体稍扁、凡是长点都很收敛、“见”字末笔的长勾却如腿有疾，称不上儁拔，甚至有一种被反绑着的感觉；
而董字秀润、瘦劲，更多呈现馆阁的结体，自然疏朗、落落大方。
董其昌成为一代宗师，正是由他的技巧、积学见识、性情决定的。他的书帖特点鲜明，背后是悬肘注入苍劲力道。
这一点上清圣祖由于师承关系，对董笔格外眷顾，也说明他们从执笔法到审美视角一脉相承。
两幅行楷书分别属于陈邦彦和董思翁，区别没有行草书那样明显。右边思翁垂暮之年（崇祯九年）行笔简练、用尽气力而不失雅致。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相似度，那是董字特有的收敛、儁拔和淡雅风度。
左边是典型的清初文人字，赵董风格的痕迹较多，然而比这更加儁拔秀润的书法还很多。它们自成一家，沈荃、王鸿绪、张照、梁诗正，以及清中期乾隆朝的四家，之后的祁寯藻、翁同龢、张之洞、梁巘等等大家，只是并非因专门模仿一家而闻名。
4）我们知道，陈董书帖存在明显区别，陈的董书还到不了惟妙惟肖的程度。他的行草结体似乎喜入欹斜以求散淡，但不如经典董帖的端正、雅致，浓淡疏密间变化万千。
所以也有这种可能，真正的董帖大部分收在清廷内府，市面上陈邦彦的“董帖”过多。以致他的欹斜风格逐渐成为人们对董思翁的一部分认识，它甚至骗过了长于此道的清圣祖和高宗。
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也正因为董帖为深爱董笔的康熙帝认可，所以清初民间董帖更显得珍贵，因而可以不关注疑点，这时候最容易蒙混。它甚至貌似一种杨凝式般的“横风斜雨”，好像更能诠释董的淡雅。
殊不知董思翁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晋宋书风的代表人物，其精绝水平必然是稳定的，这体现在他的《狮子捉象跋》（跋米芾《蜀素帖》）里，这才是他的标准件。
而到了清嘉道时期重碑的阶段，有了包世臣“（董书）不免空怯，出笔时行偏竭也”，光绪时康有为“（董书）如休粮道士”、“拘束如辕下驹”的刻薄恶评。
这恐怕和他们没见过足够董书精品有关，或是看到所谓董帖不佳，刚好说明“帖”路不通，所以连同把晋宋书风的，以儒雅、灵动、瘦劲、儁拔为宗旨的审美观也摒弃了。
因此，抽离了自然秀润的六朝书卷气的书法，容易呈现出另一种样式。
书画真伪分辨不易，画的分辨需要参考款识书法。方法就是用标准件比较，从字的写法、笔墨的逻辑、风格特征和印章这些方面寻找疑点，一步步求证。
名家的标准件需要尽可能厘清，这样才能给定判断的基本前提。然而现在的环境里，名家伪作还常常以多种形式出现，难怪判断真伪如此艰难。
（全文完）
敬请关注本微信公众号：不熟的果实最好（ID:bushideguoshi）
微信以外平台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