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季，我搬到十八楼,十八楼总共有四层,我家住在二楼,十八楼前面是一片菜地,是工人开垦的荒地，各家种一点菜，夏季种什么西红柿、黄瓜、豇豆、辣椒。秋季种什么蒜苗、大青菜、萝卜、白菜、葱、玉米棒……一年四季是五彩缤纷。一楼有一家下岗职工夫妇俩种植蘑菇，我们楼上的人可以买到既新鲜又便宜的蘑菇。东面有一棵大槐树,槐树四周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垃圾堆,田地旁边左边是一个奶牛场,右边是一个醋房。十八楼后边是刘家大院，陕九的许多职工就住在刘家大院，刘家大院的后边就是塬，但是我们都把那塬叫作山，那山是我们休闲、娱乐、锻炼的最佳去处。

  女儿五岁以前都放在老家，由婆婆带着，精心照看。2000年春季，婆婆已检查出是骨癌晚期，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没有人照看女儿，我迫不得已，只能在2000年夏季把女儿从老家接到我身边，自己独自一人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丈夫在外地上班，一周才能回来一趟，照顾孩子的重担自然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

    孩子刚从老家接回来，不适应环境，首先不会说普通话，也没有朋友。女儿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没有人和我一起玩，没有人和我一起玩，你给我讲故事吧！”十八楼一到四层实际上有许多小朋友。如隔壁的倩倩、西边的韩钊、东边的周丹、王美茹，一楼的双胞胎、童谣、崔丹，三楼的李静严等。只是女儿和这些小朋友不熟悉而已，她特别粘我。

    记得那年冬天，一个清晨，我看女儿还在梦中，小脸红彤彤的，睡得很香、很甜，就蹑手蹑脚出去，给女儿打奶。牛奶场打奶的人很多，队排得很长，因为这家牛奶是现场挤的，方圆好几里的人都慕名而来，该轮到我打奶时，我忽然听见尖利地声嘶力竭地哭喊声：“妈--妈-妈，你-在_哪_儿？妈_妈—妈,你—在—哪-儿……”我一听就是女儿的声音，顾不上打奶，奶瓶给旁边的人，就跑回家去，我一口气跑到二楼，女儿穿着一身秋衣，站在寒风凛冽的楼道里，女儿的脸哭得像花猫一样，当时我穿着羽绒服，而她仅仅穿着一身秋衣，瑟瑟发抖，她看见我回来，一下扑倒我怀里，哽咽着说：“妈妈，我找不见你 你到哪里去了？”我顿时感情的河堤冲垮了，眼泪汹涌澎湃的流出来，解开自己的羽绒服，把女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抱住，一种自责强烈地敲打着我的心，我亏欠女儿的太多，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给予女儿的爱太少，把自己应尽的责任交付给婆婆，这是逃避，这是推卸，这是失职，导致女儿来到我的身边，没有安全感。

女儿搂着我的脖子不停地哭着说：“妈妈，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妈妈，不会丢下你，妈妈给你去打奶了，宝贝，跟妈妈回家吧。”

      女儿中午就有点咳嗽，我没有在意，因为孩子继续玩，吃饭一切都正常。到了半夜一点钟，孩子就开始发烧，出气特别粗，喘息特别厉害，我用体温计一量已经是39度。我当时心里说不出的紧张、恐惧、害怕、焦虑，但这一切都容不得我丝毫的犹豫、彷徨。我立即给孩子穿上衣服，背着孩子去医院。刘家大院到陕九医院这一段路很黑，也很偏僻，没有路灯，家里也没有手电筒，我只好摸黑走，走得很快，到了医院，敲开急诊室值班医生的门，医生给孩子做了各项检查，打了退烧的肌肉针，值班护士端来一杯水，我给孩子吃了药。我又背着孩子回家 ，折腾一个晚上，丝毫没有睡意。就坐在孩子身边观察孩子病情的发展变化。反复量了几次体温，已经趋于正常。我那颗悬着的心此时才稍微得一平复。

  我向窗外望去，天已经亮，去厨房做早餐，做好早餐，女儿醒了。我给她量了体温，不发烧了，体温正常。女儿好像没事人一样，话匣子又打开，叽叽喳喳像一个小鸟一样，在我周围飞来飞去。看着女儿又活蹦乱跳，恢复如初，一夜未眠哪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女儿健康

成长，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因为女儿就是我的希望，我的明天，我的太阳，我的未来，我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