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9288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行中，喀山是我落脚欧洲大陆的第一城，也是我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
喀山，在塔塔尔语中是“烹饪锅”的意思，它坐落在伏尔加河与喀山河交汇的地方。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现代熔炉---“伏尔加的伊斯坦布尔”，从蔚蓝的清真寺到巴洛克式的大教堂，丰富地融合了东方和欧洲文化的多样性。
而对我来说这里却是个充满奇幻的地方，只要走上街头就会有故事发生。
Regina是我的喀山朋友，一头黑发的俄罗斯鞑靼姑娘，来俄罗斯之前，我的印度姐姐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喀山一定要联系她，她是个贴心的姑娘，你一定会喜欢她。“
Regina是一个有趣的姑娘，明明学的是理工科，因为喜欢摄影便开始自学，现在已是喀山小有名气的摄影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照顾着我，热心的给我介绍她的家乡。
我和Regina周六去看David Brown的演唱会，巧遇了她的朋友Iguil，那时我已经为了拍照在这个城市里走了一整天，以至于在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就连打哈欠。音乐很美妙可是我已经等不及在演唱会结束后回家了，而Regina想要去Anti-cafe跳舞。
那是一种类似网吧经营模式的地方，在你进入之前，他们会给你办一张卡记录你进出的时间。不同的是你可以在里面就着古巴风情音乐跳舞，你可以带上你的舞伴，如果没有，也会有男士来邀请你。你可以吃点心喝咖啡，而这些就都是免费的了。
“不不不，我不要再去那里了，虽然很有趣”，前几天我和她去过，但是因为不会跳舞，又觉得朋友现场教我学舞十分尴尬，因此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坐在角落里看着，即使有俄罗斯男生上来邀我跳舞也只能婉拒。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咖啡馆，曾经哥伦比亚和古巴的朋友也和我说过在们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地方。
“你去哪儿？“我注意到Iguil正要离开。
“朋友开的摇滚乐酒吧”，听到“摇滚乐”这三个字眼的我忽然就打起了精神。
“我跟你走”。
Rockstar Bar坐落在圣彼得堡大街一个流行乐酒吧的二楼。老板Dima和老板娘Dilya就坐在酒吧角落的桌旁等着我们。
在做完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要的啤酒也端了上来，事实上，刚刚见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就是老板老板娘，直到看到Dilya在给店员交流指点，才猛然发现。
Iguil告诉我Dima曾经是喀山一个有名的摇滚乐队主唱，一年前和妻子Dilya一起开了这个酒吧。Dima的一身打扮一看就是摇滚老炮了，而Dilya那天的装扮像极了是从那张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海报里跑出来的姑娘，头上拴着头巾，手腕攥成拳头状。
没过多久我们就聊了起来，Dima说起自己心爱的摇滚乐歌手，我也给他介绍了一些中国的摇滚乐队。“我曾经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乐，不知道现在如何了。”听到这样的评价，我有点不知所措，“实际上还是有的，只不过他们在国际上不太有名气。”
这样的一句评论并没有影响我们继续聊天，音乐、啤酒、微笑果然是没有国界的。
老板娘Dilya一定是个上帝派来的淘气包，她一会拿出一副搞笑的眼镜，一会拿出一副大胡子给我试戴，笑的比我还开心。一边拍手一边拍桌子。期间她离开了一会，等她再回来时，我便听到了那首熟悉的 David Bowie 的《little China girl》，“啊！我知道这首歌儿，我很喜欢！”，Dilya说道“这首歌是放给你听的”。
末了，Dima 拿出一张黑胶唱片，我以为他要介绍给我唱片封面上的这个人。“给，这是送你的礼物”，我顿时愣住了，“你知道这个歌手吗，非常伟大的歌手和诗人---- 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zf对他恨之入骨，但俄罗斯人都很都爱他”。
维索斯基对于俄罗斯人来讲，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诗人或者原创歌手，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一个时代的象征，他象征的是俄罗斯民族的良知。如果说上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叛逆的时代，那么维索茨基就是划过这个年代的一道闪电。他逝世的时候，人们组织了自发的悼念活动。酷暑之下，前来吊唁维索茨基的人群排了长达5公里。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Dima和Dilya还有他们的Rockstar Bar，以为不会再回到喀山，便委托Iguil帮忙把我从国内带的中国礼物在方便的时候送过去，也几经周折把他们送我的黑胶邮递回了国内。
没想到离开喀山后的几天里我又回到了这个城市，我又去了次Rockstar Bar，希望能够和他们好好告个别。
那场9288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之行将要在12个小时车程后抵达莫斯科，而有趣的人与快乐的时光是要好好珍惜的，因为他们会在我的记忆中留存许久。
这张黑胶被我放在了书柜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看到都会想起Dima夫妻俩，想起他们带给我的温暖，那种温暖来自异乡人，也来自对音乐共同的热爱。再回喀山，我一定会回到那家位于圣彼得堡大街的 Rockstar b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