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的小橙楼显示主人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它的主人叫黄树辉，是从化老一代电影放映员。老黄刚过花甲之年，精瘦，话快，喜欢戴一顶鸭舌帽。老黄戴帽的时候，像一个老艺术家；脱帽的时候，就是一个农村老头。在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普及之前，看电影是国人晚上不可多得的娱乐。尤其在农村，电影不是想看就看，有时要等春节、上丁、中秋这些重大节日才有的看。放电影那个晚上，全村老少出动，看一场电影如同过一个节。黄树辉是当年的“节日”制造者之一，无数放映员当中的普通一员。他一直奔走放映路上，从未离开，他甚至成为电影的“化身”——全村老少都知道他们村有个“电影辉”。只要见到他扛着“家伙”，小孩们都会奔走相告：“电影辉来啦，电影辉来啦，有电影看啦！”
1975年，20岁的小黄初出道，当上了神岗公社放映员。公社派任务记工分，除了免费下乡放电影，还有收费照全家福。四十年前放电影，全副行头都是自行车驮了去。一根担竿穿了书尾架，一边搁放映机，一边搁影片盘子和广播大喇叭，银幕、电线装一布袋搁中间——当年就是两个轮子上的“流动电影院”。两根长竹竿架起大白幕，电影机在十多米开外架起。没等“家伙”完全架好，村民已自带椅凳进场——他们通常不会等到日落，这就是俗话说的“担凳仔，霸头位”。大人们的闲聊声、磕瓜声，小孩们的追逐声、打闹声混成一片，待到电影机两个大盘子“喀喀喀”的转动起来，一束小飞虫簇拥着的白光打在大白幕时，嘈吵的声音神奇的一下肃静了。人们所有的眼睛紧张的盯着白幕，除了老黄的——他的眼睛紧张的盯在电影机上。那时影片质量差，卡片、断片是时有的事。假若到情节最激烈处，人们的嘘声、骂声旋即响起。“还有调皮仔撒沙的呢！”老黄叹气苦笑。这时，老黄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片子接上。从战争片《地道战》到红色片《洪湖赤卫队》到爱情片《刘三姐》到样板片《智取威虎山》到外国片《桥》到武打片《少林寺》，这些陪伴当年的调皮仔如今都成为中青年的老电影，尽管拍得粗糙、看得毛糙，却成为当年人们的“小确幸”。老黄们如同不倦的画匠，为农村人黑白的精神世界涂上色彩。放电影，不但让老黄糊了口，甚至因电影结缘。“我的老婆还是放电影讨回来的啊！”老黄掩嘴一笑。
距赤草村3公里有个锦三村，当年老黄的老祖宗就是从这里迁到赤草的。老黄还是小黄那时到锦三村放电影，生产队长老何就招呼他到家里吃饭。老何的闺女小何比小黄小两岁，爱看电影。每到放电影，也不用“担凳仔，霸头位”，总能寻到最好的位置。后来，小黄在锦三村走电影走得最频；再后来，小何成了小黄的媳妇。1983年，老黄成为从化最早搞单干的放映员，放电影成为一门生意。小电影机换大机，两轮的摩托换四轮的农夫车，还多了一个小15岁的搭档何灿明。1994年，老黄生意做更大了。他在老家用石棉瓦盖了一间90平米的“赤草放映院”，有120个座位。那时刚好碰上房地产开发，2元一张票，这里成为精力旺盛收入低下的民工们最爱去的地方。“那时放性教育片是最卖座的！”老黄狡黠一笑。片子叫《结婚以后》，青年们以为是精力旺盛的一个“泄口”，不料是讲述新婚学校的故事；还有朝鲜悲情催泪片《卖花姑娘》，5元一张票附送纸巾一包，老黄承诺“不哭不要钱”。结果青年们在这找到“泄口”哭得一塌糊涂，老黄小卖部的纸巾销量直线上升。
6年后，老影院结业了。去年，电影院彻底消失，老黄拆掉了它在原址新建小橙楼。但他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宝贝”——十多台大大小小放映机、数百盘影片盘子、大喇叭、收音机却有了更好的归宿——如今它们静静躺在二层小楼，老黄偶尔也为参观者放放老电影。今年春，在从化旅游达人、同样喜爱戴鸭舌帽的小赖哥的张罗下，小橙楼挂了牌，这里成为“永不落幕”的老影院。
年轻一代再不会看老电影了，但并不代表它们从此消亡；如同赤草村颓败的老房子不能再住人了，但并不代表它们从此消亡——老电影和老房子所失去的一切，已变成了今天一种挥之不去、值得缅怀的旧时光。我在想，赤草村何尝不是一场老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