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1723？——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芹溪居士。
曹雪芹的生年不详，但卒于壬午除夕。根据唯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挽曹雪芹诗，有“四十年华付杳冥”之句，今定为曹雪芹死时年四十，应该生于1723年，即雍正元年。
曹雪芹的家世很是神奇。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曹雪芹的家世，那就是“贵贱之间”。曹家原籍在东北铁岭，满族建立大清帝国期间，曹家沦为“包衣”人，就是旗人的家奴。家奴身份本是不幸的，但曹家跟的主子，是正白旗旗主多尔衮。进关以后，曹家也跟着得势，日益兴旺。清朝有句话叫“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曹家虽然不是满族血统，但是却属于正白旗，所以后来的曹雪芹也算是八旗子弟。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设立了内务府。内务府的官员都是皇家的家奴，他们替代了太监，处理皇家的各项私事。内务府的人，虽然无法摆脱奴隶身份，但他们与皇家关系非常密切，从物质生活到做官的出路，都比一般的汉人，甚至比满人都要优越得多。他们往往被派遣担任某些经济要职，成了皇帝的“钦差大员”，地位很高。曹雪芹的家族，就是这“又贵又贱”的奇特家世中的一个。
曹雪芹的曾祖父叫曹玺，他的妻子孙氏是顺治帝第三子玄烨的教引嬷嬷，皇子玄烨和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的感情非常深厚。玄烨继位后，是为康熙皇帝。为了答谢孙氏的养育之恩，就派遣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到南京做江南织造监督。
这个江南织造监督，官府在南京，主要为清代皇室采办绸缎、布匹，还兼管过盐务和铜的生意，是个绝对的肥差。随着康熙朝的六十年盛世，曹家也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华富贵。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家四次主领接驾，康熙帝就住在织造府中。这兴师动众的接驾无疑代表着无上的荣耀，但也使得曹家为应对这种巨大的场面造成了日后的亏空，埋下了无穷的祸根。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是康熙的伴读，后来又做了康熙的御前侍卫，才智过人，擅长骑射。曹玺去世后，康熙就让曹寅先到内务府任职，然后担任苏州织造监督，后来就继任江宁织造，并兼管苏州织造事务。曹寅来到苏州后，在当地结交了许多诗人和名流，工作之外，还热衷于参与文学艺术活动。第一部《全唐诗》的巨编，收集诗篇近五万首，就是由曹寅主力编印的。曹寅是藏书家、书法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的创作还得到了当时一些高级名家的赞赏。曹雪芹的文学天赋，或许就是从他祖父那里打下了基调。
在康熙的恩宠下，曹家在南京度过了半个世纪荣华富贵的日子。《红楼梦》中描写的环境，刚好能和曹家早年的生活对应上。《红楼梦》开头的僧人携那块“通灵宝玉”下凡要去的地方，是“昌明隆盛之邦”，对应到曹家就是康熙盛世；“花柳繁华地”对应到曹家就是南京；“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当然就是曹家的江宁织造府。
曹寅五十五岁时因病身亡。曹寅死后，康熙帝命他的儿子继任江宁织造，但他的儿子刚上任两年，也突然病亡了。这时曹寅的家庭成员只剩下婆媳二人，康熙帝于心不忍，下令命曹寅的弟弟给嫂子过继一个儿子，并由他再次继任江宁织造。这个被选中的小孩叫曹頫，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
作为“真孙”的曹雪芹，受到了祖母的百般疼爱，但是一方面他又不太受父亲喜欢，这一点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倒是颇有些相似。
不过曹家的兴盛并不能长久，正如《红楼梦》中曾“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贾府，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现实中的曹家，也即将迎来厄运。
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曹家依靠的这棵大树轰然倒塌。最关键的是，曹家在政治上赌错了，他们把赌注押在了八皇子身上，而最后胜出的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雍正上位后，开始动手对各方进行清洗，其中就包括曹家。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曹家无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衰败之路。
而曹雪芹，正是曹家开始衰败时出生的。
曹雪芹在雍正二年出生。这时的曹家已经不太好过，织造库亏空高达八十一万两，而且正值江南罕有的大旱，还闹了蝗灾。但巧合的是，就在曹雪芹出生的三天后，五月初一这天，突然天降甘霖。曹頫给曹雪芹起的名字叫“霑哥儿”，“霑”字上头是个“雨水”的“雨”，下头是三点水的“沾”，有雨水充足的意思。
曹雪芹的出生可以说有些“生不逢时”，他只赶上了曹家的最后一小段辉煌。而“生不逢时”也是《红楼梦》中多数人物的处境，小说中的贾府，也已经处于“末世”阶段。
雍正四年的十二月十五日，曹頫被罢职；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百姓们举行“祭灶”的大礼之日，雍正下令，查抄曹頫家产、捉拿曹氏家人。圣旨中写道：“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但等看到曹家的家产清单时，雍正看了都有些不忍心。因为与当时的高官大户相比，曹家的家产实属不多，家产清单中甚至还有当票。于是雍正把在京的一处住房拨给了曹頫家，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也就此开始。
小曹雪芹在北京的住处在外城偏东，崇文门外南边一个叫蒜市口的地方。院子一共有十七间半房屋，在北京是个最简单的“四合院”的规格。因为曹家家道中落，所以只能居住在外城，而非内城，但正因如此，小曹雪芹比内城和皇城里的孩子们，更多接触到了“闲书”和“杂学”。
曹雪芹是个从小聪慧的孩子，他讨厌要学的那些“正学”，而喜欢“杂学”。居住在外城的小曹雪芹，常常冒着风险自己去求索一些“杂学”书籍，这也引起了长辈的斥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愚顽怕读文章”，喜爱诗词，被长辈视作“不务正业”，挨过不少打骂，这和小曹雪芹也是颇为相似。
直到小曹雪芹七岁时，家境日益好转，曹雪芹逐渐恢复了“公子哥儿”的身份与生活环境。乾隆皇帝即位后，曹家的亲戚和熟人们一改往日被打压的困境，开始升官加爵，曹雪芹重新变成了世家公子，开始了“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成了当时“八旗子弟”阔公子中的一员。
曹雪芹从小就“不务正业”，到了少年时期，他又爱上了诗词和戏曲艺术。诗本属“杂学”，戏曲更不入流。于是曹雪芹也迎来了最严厉的家法——圈禁，也就是被禁足在家了。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经常被长辈称作“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常被父亲教训，曹雪芹也被视作“不服管教”“不肖子孙”，不过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
少年曹雪芹曾在表叔家，读到了祖父曹寅遗留下来的藏书和诗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茫茫鸿濛开，排荡万古愁。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这里的“情”，不局限于小情小爱，而是存在于世间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各种细腻的情感。中国古语却用带有些贬义的“多愁善感”来形容它，正如形容《红楼梦》中的黛玉。但谁又能否认，葬花的、诗才极高的黛玉，其实是比他人更早地具有了生命意识，有一颗体察世间万物的美好心灵呢？
曹雪芹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的真情抛洒到了万物中，“与花鸟同忧乐，与木石为弟兄”。其他人不理解他，于是用“痴人”“怪物”形容他。《红楼梦》中率真的宝玉也是这样，仆人曾笑话他：“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宝玉被评价“疯傻痴病”，曹雪芹又何尝不是呢。写宝玉，曹雪芹也是在写自己。
不过，曹雪芹没能这么一直这么“纨绔”下去，他的“公子哥儿”生活即将彻底结束。乾隆三到五年，朝堂又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曹家又被牵连了，再次被抄家问罪，这次比上次更为彻底，真如《红楼梦》的结局般，“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此以后，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私人记载，曹家人之后去了哪、做了什么，都再无记载。没有人能确认之后曹雪芹有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只知道他短暂地在内务府当了几年差，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段稳定的生活。离开内务府后，他就进入了流浪的后半生。
曹雪芹一个公子哥儿，不懂生计的事，也没有营生的手艺，甚至起居都是不能自理，需要人服侍，他只能投奔亲戚，寄人篱下。无亲友可投靠时，他还住过庙院、马棚。在流浪的路上，曹雪芹还在不懈地写书。“世态炎凉”是《红楼梦》中的一大主题，或许正与曹雪芹此时的经历有关。
后来，曹雪芹流浪到北京城外，居住在北京的西山一带，靠卖字画，以及亲友的救济维生。落魄困顿中，曹雪芹仍在继续写《红楼梦》。曹雪芹一开始写书或许是兴之所至，后来写书则是在困苦中作为精神上的寄托，而再后来，写书逐渐成了他的事业，乃至于他活下去的意义。
乾隆二十八年，曹雪芹唯一的儿子染上痘疹死去，曹雪芹悲痛欲绝，不久后也病倒了，这一年的除夕，曹雪芹离世。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就这样留下了一本“未成”的小说《红楼梦》，与世长辞了。《红楼梦》的开卷之前有一段曹雪芹的自白，感叹自己辜负了父兄、师长、朋友的教诲规劝，以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这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对于自己人生的看法。他在生前未能获得应得的荣耀，甚至在落魄与悲痛中结束了一生；但在他身后，曹雪芹这个名字家喻户晓，《红楼梦》成为四大名著之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高峰。
《红楼梦》是一本写人的书。它写大观园里女孩们的千姿百态、嬉笑怒骂，热闹之下，却是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悲剧。是什么激发了曹雪芹关注女子、写女子命运的灵感？
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能从曹雪芹的生长环境中窥见些许。从他在北京的小院儿往外走，能寻得许多热闹非凡的地界。往北走，是一个叫“花儿市”的地方，不是花卉市场，此处的“花儿”是指精美的首饰花朵、凤鸟蝴蝶等，是那时的妇女们每日都要戴在头上的装饰。在这一带，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售卖胭脂、发饰、衣裙等的店铺，可以想象，这一带是一片馨香艳丽的境界。在此游览的少年曹雪芹，或许就因此培养了一种领悟美的敏感和关注女性的意识。这里还有陈设着玉器的作坊和店铺，玉的魅力也吸引着曹雪芹。
说起玉石，曹雪芹听祖母说过，他的祖父曹寅给老宅里的一处房子起名叫“鹊玉轩”。这名字的由来是一个故事，故事讲古时有座山，山上尽出玉石，而当地人却不知其珍贵，从小把它当泥土瓦块一样看，甚至拿它驱赶喜鹊。所以曹寅叹息，人才没人识得，被像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不就成了一块“鹊玉”吗？曹寅的诗集中，就有这么两句诗：“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说的是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被丢在地上，随着时间棱角都磨没了，就算有人想用它，也用不得了，真成了一块废物了。
曹雪芹读懂了祖父的诗，也读懂了祖父的精神世界，他的《红楼梦》就以玉石开篇。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自悲自叹，拜托路过的僧人将它变成一块美玉，下凡去人间走一遭。口中含着美玉出生的贾宝玉，心地善良，对人情真，但对于他的家族、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不好好读书、离经叛道的宝玉不像美玉，而像一块没用的石头。
其实曹雪芹又何尝不是？家世煊赫却遭遇突变，唯爱杂学不谋正道，一身才华却少有人识。生不逢时、才华无用的悲哀，是小说《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基调，也贯穿于作者曹雪芹的整个人生。
说回少年曹雪芹的游历，他不仅曾在花儿市感受过艳丽馨香的境界，还曾去过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庙里有个“阎王殿”，殿的东西厢两边是“阴曹地府”的“七十二司”。
但奇妙的是，就在这个恐怖的正殿后的寝宫内，有一百多个千姿百态的侍女塑像，她们姿态不一，栩栩如生。见到此景的少年曹雪芹，把“七十二司”和“侍女群”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人说七十二司掌管人的灵魂，那我可以创造另一个世界，非阴非阳，就放置少女们的灵魂。“七十二司”里有“鬼判”执掌每个人的生死簿册，那在这个世界，就有一个美丽智慧的仙姑掌管她们“命运的册子”。听到这，读过《红楼梦》的应该就知道了，贾宝玉梦游的“太虚幻境”的来源，其实就是东岳庙。
而这些美丽的侍女群像，就像当时满洲八旗富贵人家里的女奴们。曹雪芹从小耳闻目睹了贵族家侍女们凄惨的经历，她们可爱，但又极可怜。于是他想：古往今来，有谁把这些可怜可爱的普通女子写进书里？他萌生了要写的念头，而且要让人看了后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能领略女子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最后成为他终生的事业。
于是，曹雪芹开始写《红楼梦》，写女子们的鲜活群像，刻画出了一个个美丽生动、个性鲜明，不那么完美却又真实深刻的女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写小说被视作“离经叛道”的事情。所以当时哪怕写了小说，作者也不敢署真名，而是要取个文雅的别号写在书上。像曹雪芹写《红楼梦》，就不敢署他的本名曹霑，而是用了“曹雪芹”这个化名。
曹雪芹的小说打破了当时常见的女子设定，不写刻板印象，而是写女子的真实模样和内心。在曹雪芹之前，作品中写女子故事的，大体逃不出以下三类设定：第一，神异型，比如《聊斋志异》《女仙外史》；第二，淫妇型，比如《金瓶梅》；第三，才子佳人型，比如《西厢记》。曹雪芹不这么写，不神化，也不污名化，更不脸谱化，而是要写女子们真实的样子和内心。由于中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封闭式生活，不出家门，要写真实，就要从平凡琐碎中去写，很有难度。但《红楼梦》也向我们证明了，现实的平凡细微之处，也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曹雪芹在男性主导、讲究夫唱妇随的古代社会，提出了“贵女贱男”的理论。他在《红楼梦》里就曾写：“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曹雪芹细腻体悟女子们的处境与心境，为其赞美、同情、怜惜、感叹。但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难以为人理解，在读此书的后人中也引起了诸多争论。由此，不得不说他的观点在当时的新和异，真的可以算是先锋了。
曹雪芹写的是“正邪两赋”的人。在曹雪芹之前，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非善即恶的，但曹雪芹没有继续这样写。他不写大忠大贤的正面人物，也不写大奸大恶的负面人物，而是提出了“正邪两赋”的概念，写更立体的人。他们身上既有人性的优点，也有人性的弱点。
人本就不是黑白分明的，曹雪芹笔下“正邪两赋”的人，恰好是还原了人的复杂性，也让他们更加立体和鲜活。所以《红楼梦》中的每个角色，都有正邪两面，都有自己行事的角度和动机，都有喜欢他们的读者和讨厌他们的读者。黛玉聪慧美丽，却时常刻薄；宝钗温柔贤惠，但缺乏个性。《红楼梦》中没有“完人”，这也正是曹雪芹的初衷，那就是写真实、鲜活的人。
曹雪芹一生的经历、哲思与感叹，都凝结在这部《红楼梦》中。曹家与贾府的命运遥相呼应，玉石之说是受了祖父曹寅的启发，人才无用的悲剧感也始终贯穿在书中。神秘的东岳庙和身边女子的境遇，激发了曹雪芹对女性的关注与怜惜，“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成为他写作的底色。他写的人“正邪两赋”，立体真实，也正因如此，《红楼梦》中的人物才能穿越几百年的时光，至今不断地为人们所诠释和讨论。
了解曹雪芹的故事，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灵感与信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红楼梦》中的悲欢离合，更好地理解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