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民，眼惟苍茫。心朴无感，圣人教化，苦无其介，其惟结绳。民心无出治道之渠，圣人生而悟盛崤为六经。大德之言，出于圣心。其圣人者，在其位，有其德。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

故圣人之书，在天下民心也。

故《易》导人为善，《礼》防人之不为恶，《书》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衡以会人情之通。

《易》，为行而作。《礼》，为止而作。《书》使人知可畏，《诗》使人知可乐。《易》圆《礼》方，《书》久《诗》大。《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

有《易》无《书》，民只知行，一往无前，而不知止，则《书》不为《书》，则必有《书》。有《易》有《书》而无《诗》，则民情无感无发，故不得不有诗》。

圣人之为圣人，在于圣人有其德，有其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导民育民之法，则知《易》《书》《诗》《礼》各有故，而不可以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则可奋行之，可作《易》《书》《诗》《礼》。

自古作书，无圣人之位，亦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又作书，孔子是也。孔子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其德，知其故，孔子不忍心不作也。孔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知孔子不难解，何为罪也？

乃孔子深知《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

孔子作即未作。

不作书，孔子之志也！

罪从何至？

孔子其意，上古非天子不能作书也。而孔子以庶人之身作《春秋》，是为后人做榜样也。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效仿。

世人纷纷作书，则纷纷庞杂之言，一时漫于天下。君在其位，读之彷徨，民在其下，读之顿生惑乱。六经正义，一时戛然。孔子知其故，而又不得不作，乃自深罪己也。

然则仲尼真有罪乎？

无罪也！

孔子明知其故，而蠢蠢而作书，非望虎而行，孔子心敬畏也。孔子未作业，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

孔子其心，不予诸侯作书之权也。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候，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

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

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

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

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

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

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是故，秦始皇怒而兴焚书之念。岂非孔子之意？始皇乃孔子知己也。

既孔子之意，为何孔子不焚书哉？

孔子无权也。

孔子非但无作书之权，亦无烧书之权。

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非大功也。始皇大功，烧书也哉！

始皇之大罪，在于烧书也。

始皇烧书，并烧始六经，始皇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糊里糊涂，举而为火，一并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

汉兴天下，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

此其孔子所愿，始皇所料哉？！

可见书不可烧而尽。

而自古至今，人人知烧书之为祸，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

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天下之人作书，则天下乱矣。乱解圣人之言之书有之，叛圣人之教之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之书有之；犯天子之令之书亦有之。

独坐书斋，苦读圣人而为书者有之，而隐身网后，叫嚣谩骂者亦有之。人人作书，人人为作家，猪狗鸡猫，皆欲称作家。

三代以上，作书申明圣人之书之正意者，尚所不许。何哉？

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

而离经叛道，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之书，何则公然自为其书？

上有好者，下必尤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天子求书，则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此天子所求，若须美言赞赏，自娱自乐者有何不可？

不可！

无圣人之位，更下无圣人之德，更下无圣人之才。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

时日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胡言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

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跪求阅读、求打赏，一时欲念四溢，而无有一人不作书，无有一人不读书也。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

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

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

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

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

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

故作书非易事，轻言下笔，无才无德，则流祸天下，恨不起秦始皇于地下烧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