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华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工作在延安，工作中了解到了不少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掌故。其中有一段故事，在以后被广为流传，至今印象深刻，久久不忘。这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时，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被后人称之为“窑洞对”。
一、推崇“民主政治”的教育家
在延安，我党的领导人都尊称黄炎培为老先生。黄炎培之所以称为“老先生”，一是年龄大，时年六五，比毛泽东整大了十五岁；二是资格老，早年兴办学校，后加入同盟会，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抗战期间先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对蒋独裁不满，寻找救国出路，极为推崇民主政治。
黄炎培其实与毛泽东有过“一面之交”，只不过当年，一位在台上，一位在台下。1920年，他和来华做学术交流的美国实用教育家杜威，共同举办了一系列演讲宣传活动，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很多年轻人都专程前来聆听他们的演讲，其中就有年轻时的毛泽东。
年轻的毛泽东，当时正处于广泛汲取各种新思想、新知识的求知阶段，本身就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当然也对中国的教育前景充满了关注和思考。所以，当他听到这两个驰名中外的社会教：育家巡回演讲的消息后，饶有兴趣地跑去听了一场讲演。
黄炎培在演讲中，深刻剖析了中国教育脱离现实的种种盲点和弊端，大批学生虽付出多年青春年华，却学不到能让他们为社会所接受容纳的知识技能，毕业就是失业，并指出了职业教育、实用教育的迫切性。
这些质朴无华却针砭时弊的观点，让年轻的毛泽东大有同感，当然，黄炎培并不知道在这场演讲的观众中，有这样一位充满伟大志向，并在以后领引中国走向历史转变的年轻人在听他的讲演。而两个人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和交谈，则是在多年以后的延安。
二、延安的民主气象得到广泛传播
1945年的7月，国内抗战大局逐渐明朗，胜局在握，中国马上要面临国共双方，是战还是和的未知前景。为了向社会各界展现我党甘为民族福祉做出牺牲的诚意，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特地邀请黄炎培、傅斯年、褚辅成、冷遹、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等社会名流，到延安参观访问。
黄炎培等人此前对我党了解的并不多，也多少受到国民党长期谣言中伤的影响，当他们踏上延安的土地时，一下飞机就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林祖涵、吴玉章、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热烈欢迎。立即就感受到了一股迥异于重庆的清新质朴气息，精神为之一振。
经过走访座谈，他们感触到了延安的民主气象，延安清贫简朴的物质生活，和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让这些民主人士格外感慨万千，这些知古察今的睿智博学之士们，渐渐从内心笃信，这里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黄炎培高兴地说：“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这句话做到了，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
三、窑洞长谈论民主
黄炎培此次延安之行，对其思想转变影响最大，感悟之深的，是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长谈。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所指的“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并周而复始。
而黄炎培所说的另一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话，则出自编年体史书《左传.庄公十一年》文中：“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毛泽东听后，深解其意，遂对黄炎培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从延安访问归来后，一向谨慎稳健的他，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挑战国民党自1931年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用半个月时间写完，并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书的第一部分回答了10个问题，即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时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风气、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第二部分是延安五天的日记。初版2万册，几日内即在国统区销售一空。
书中的文字，盛赞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在重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向国统区人民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
黄炎培还写下了自己与毛泽东对答的感想，他说：“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四、建立新生政权，探索中国式民主
在“窑洞对”中，关于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当年仍处在战争时期，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抽象可能性，而毛泽东则对时局尚在观察中，所以回答的也很原则。
事实也正是如此，我党的在全国建立联合政府，和平民主建国的良好愿望，没有多久，即被国民党方面随后挑起的内战所中至。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指挥全国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敲出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同时又以李自成为例说，我们要进北平了，这是进京赶考，我们不要不及格，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1949年秋，中国人民经过了—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土崩瓦解，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革命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
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把革命胜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且规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准则，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成为了党在建国前夕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规定了新生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它确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它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1949年秋，中国人民经过了—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土崩瓦解，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革命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把革命胜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且规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准则，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建国伊始以后，我们党一步步走来，先是取得了建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之后，在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取得了后4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上，也是如此，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角度看，可以说，建国70余年来，通过我党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和伟大实践，已经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式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国式民主植根人民，造福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党始终高举的旗帜。
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已经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让民主从价值理念，转变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和治理机制，贯穿于国家治理全过程。
中国式民主的探索与实践，给“窑洞对”中的“历史周期率”之问，作出了满意的历史答卷。
